![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 - [美] 张聪 著](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573204455.jpg)
因为游学、科举、仕宦的需要，北宋士人长期远离家人及乡里，从而无法履行他们神圣的家庭职责：对父母尽孝。可以说，很多士人实质上成为“不孝之子”。本书则将北宋士大夫群体追求世俗抱负与履行家庭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在考察了2000多部墓志铭和大量其他官方或私人写作后，本书发现，北宋士人面临的上述困境，既未减少他们尽孝，也没有妨碍他们应举和奉公。相反，北宋朝廷及士人自身努力调和这一矛盾，进而促成了“禄养”模式在北宋的发扬光大。
士人的长期远游，同时使乡里的含义变得淡薄而不稳定。这一方面导致父母死后久而不葬，产生大量摈弃祖茔、建立新茔的“不孝”现象，另一方面又直接促成了一种新孝行的“流行”。这场自下而上，由士人发起，以维护壮大家庭、宗族、乡里为目标的运动，与当时的儒学复兴汇成一股潮流，促成了理学的最终胜利。换言之，北宋时期对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定，不仅标志着政府对士大夫“私人”家庭事务的大规模干预，而且直接影响了宋代及后世家庭、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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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两个最具特色的现象——对孝道的推崇和以仕宦为荣——之间的关系：既要做孝子，又孜孜以求于登科入仕，常常使作为人子的士人在赡养父母并为之守孝和远离亲人家乡、光耀门庭之间挣扎。
通过细致深入分析北宋士大夫有关其父母、亲人和自身的书写，这本书从多个角度阐明了这两个互相抵触的追求如何塑造了北宋士人的行为，以及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书中对这些精英人士自身经历和内心情感的生动描述，为我们了解宋代士大夫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 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大数据和量化分析日益塑造历史写作的时代，张聪却逆流而行。她采用了一种传统人文学科方法研究宋代官员自身所处的一个艰难困境：在照顾父母与频繁离家远宦之间取得平衡。
这是一本异常感人的学术著作……讲述了北宋时期背井离乡的士人们如何履行孝道理想，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官员对他们纪念父母和记录历史的责任的理解。我们不应对这两个问题如此紧密交织而感到意外：毕竟，对父母的记忆正是我们理解过去的核心。
——韩森（Valerie Hansen）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聪，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博士，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宋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著有《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等，编有《夷坚志选译》、《当代西方汉学硏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与姚平合编）、《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与伊沛霞、姚平合编）等。
刘云军，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宋代文献整理与研究、民间信仰研究、海外汉学（侧重宋代）的译介。著有《内忧外患：东封西祀一场空》《<宋史>宰辅列传补正》《吕颐浩年谱》《隐秘的女皇：北宋刘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译著《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为世界排序：宋代的国家与社会》等，点校整理《许翰集》《毘陵集》《韩淲集》《袁氏世范校注》《南涧甲乙稿》...
- 本书深入剖析北宋士人面临的忠孝两难困境，揭示朝廷如何通过制度化干预，将官员对父母的供养义务规范化，从而确立并推广“禄养”这一新型孝道模式，使士人能在追求仕途的同时履行家庭责任。
- 作者基于两千多部墓志铭及大量官方私人文献，详细考察了士人长期离乡宦游背景下，守丧政策、丧葬实践及墓志铭书写的真实面貌，展现了精英阶层在地理流动中重构家庭伦理与地方认同的复杂过程。
- 研究指出士人流动性促使他们强化宗族凝聚力与地方认同，推动祭祖礼、家规家训及宗族组织建设，这种自下而上的努力与新儒家理想结合，深刻影响了宋代及后世家庭、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变迁。
- 适合对宋代历史、社会结构及士大夫群体生活状态感兴趣的读者，特别是希望了解古代官僚制度下个人家庭伦理与国家政策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爱好者。
- 适合关注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演变、家庭伦理及宗族组织发展的研究者，本书提供了从墓志铭等微观史料出发，探讨宏观社会规范变迁的独特视角和详实案例。
- 适合对海外中国研究、历史人类学及性别史感兴趣的读者，书中涉及女性在家庭孝道实践中的角色、士人情感世界及伦理困境的讨论，具有跨学科的研究价值。
- 本书学术性强，涉及大量墓志铭分析及历史政策细节，阅读时需耐心梳理作者对“禄养”、守丧、丧葬等概念的界定与历史背景，避免仅从现代道德观简单评判古人行为。
- 书中部分案例基于墓志铭等带有修饰性质的文献，读者应结合书评中提到的观点，警惕对史料过度解读或将其视为完全客观事实，需辩证看待其中可能存在的虚构或美化成分。
- 建议重点阅读导论、第一章关于禄养模式的论述及结语，以把握全书核心逻辑；中间章节涉及大量个案罗列，若对具体人物故事无特殊兴趣，可快速浏览以节省时间。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选题新颖，从孝道切入探讨宋代士人生活具有独特价值，但批评其史料堆砌过多，缺乏深度理论分析，部分观点流于表面，甚至被指责为“以论带史”，学术贡献有限。
- 多数读者认可书中对“禄养”政策及士人忠孝冲突的梳理，认为其揭示了宋代国家权力对私人领域干预的历史事实，但反对者指出书中存在史实错误，如混淆苏洵生平，且对宗族形成等深层问题探讨不足。
- 尽管部分读者认为全书核心观点仅需阅读结语即可，正文冗长且多为常识性重复，但仍有读者肯定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案例，对了解宋代社会风貌及伦理实践具有参考意义。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如果父母执意选择留在家乡自己的家里，为官之子该怎么办？北宋官员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回应不情愿迁徙的父母：第一个方法是让他们的妻子作为自己尽孝的替代者；第二个方法是儿子中断仕途，解官养亲。 禄养理念作为一种新的精英人士孝道观念的兴起，对作为妻子和儿媳的女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北宋墓志铭显示，许多士人的妻子往往被描绘成家庭中唯一一个能够取悦公婆（特别是婆婆）的成员。她们在丈夫离家宦游的情况下，精心照顾公婆的生活起居和身体健康。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丈夫无法尽孝或无力尽孝时，这些妇人就成了丈夫尽孝的替代者。"
- "刘挚的经历揭示出葬礼作为一种重要的孝道表达形式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有两方面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北宋精英家庭在生前及身后地域流动的规模。刘居正卒于湖南，骨灰起先被运至河北，但最后却葬于山东。在为刘居正撰写的神道碑中，苏颂解释道，此举是因为刘家祖茔遭受严重水害，已然毁坏，而占卜显示郓州为吉兆。尽管如此，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墓地已受水湿侵袭，为什么几十年中刘家或刘挚对此放任不管？是什么具体情况导致已故刘居正夫妇的权厝，而非立即下葬？考虑到后来刘挚被允准在东光和郓州分别建造了两座功德寺，刘家人应该是继续使用位于东光的家茔的。那刘挚当年为何不辞辛苦，选择了一处远离家乡的新墓地埋葬父祖三代？ 刘居正"
- "北宋中后期士人继续详细阐述合适葬礼的意义、卜筮的意图，以及选择正确墓址的重要性。在写给丁刚巽的一封长信中，许景衡重申：（1）安葬的首要目的是确保逝者安息；（2）应避开多砂石和潮湿的地方；（3）事死如事生；（4）占卜的目的是消除家庭内的所有不确定感；（5）不应将费用视为就近寻找墓址的主要原因。"
- "北宋精英们在重构自己的政治、文化、社会取向的同时，也重新定义了他们最重要的家庭责任，并最终确立了新的孝道话语与实践标准。北宋时期，中央政府制定、修改了一系列政策和程序，并将其制度化，把官员对父母的供养、丧祭等相关义务规范化。这种国家对官僚家庭生活的直接而系统性的干预，促成了一种新的、不同以往的“禄养”孝道理念的流行。通过结合两种相互联系的孝道模式一“养”（或“供养”）和“荣养”（或“显父母”），禄养模式把士人的求仕和家庭义务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新的禄养理念以多种方式重新定义了精英人士的孝道责任和实践。通过将仕宦及其带来的福利和特权归类为最理想的孝道表现形式，禄养言辞一方面把政治和社会精英树立为"
- "士人的流动性促使他们思考自己与家乡的关系，而这种思考反过来又激发他们在强化家庭和宗族凝聚力以及地方认同感方面的兴趣和创新。其结果是，北宋精英们越来越重视祭祖礼、家规家训和族谱的书写、宗族组织建设、以家乡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地方项目。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士人为维持自己与家乡之间的联系而作的个人努力，因与新儒家对理想的道德、家庭和社会秩序的阐述并行不悖，最终结合在一起。"
- "北宋士人的养亲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仕途以及造成其离乡远宦的人事政策。这种限制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这一时期与之前的朝代不同的是，一心求仕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在朝廷决策和士人写作中，“养”占据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事亲成为国家和士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这一点在大量提及个人与家庭如何兼顾仕宦和事亲的 辛酸故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长期的挑战，既没有造成北宋学人退出官场，也没有造成孝道在精英自我认同中的边缘化。与前代相比，北宋时期一大显著变化是“禄养”或“荣养”被拔高为最重要的孝道表达模式。“禄养”“荣养”这两个词经常互换使用，用以描述人子通过获得各种奖励（如中进士第、升官加俸以及获得封赠）养"
- "孝之所以一直是重要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美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适应帝制时期不同信仰体系、不同家庭角色和社会地位男女的需要。然而，内在张力和冲突仍然存在。在许多方面，孝的历史也是一部斡旋、借用和竞争的历史。举几个例子：其一，在儒家思想体系内，对孝的意义及其与其他重要儒家美德（如“仁”和“忠”）的关系一直有着不同的解释；其二，孝与忠和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会陷个人于困境，这种情况在国家把政治需要放在官员私利之上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三，尽管儒家正统学说坚持认为，如果人们早在孩提时期即已熟知孝的理念并将之深植于心，他们成人后自然会忠于君主，但政治关系却并非总能与父子关系无缝衔接。东汉的精英们曾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