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还对东亚、中亚，甚至欧洲的历史均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外学者均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甚至形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或专门学科，如所谓的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西夏学等。中国传统史学对周边的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的记述和研究历来十分重视，有浩如烟海的文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而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即是反映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成果之一。这套丛书所辑的论著，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及其弟子周伟洲教授的有关著作。马长寿教授（190－197年），字松龄，山西昔阳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早年他多次深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引进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民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他先后在复旦大学、西北大学执教，并开始转向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北方的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氏、羌、突厥等族的历史和文化，作了新的开创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能融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重视民族调查和考古文物资料，史实与理论相结合等。因而，他的这些学术特点逐渐发展成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学派，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丛书》中收辑有马长寿教授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撰写的五部著作，即《北狄与匈奴》、《氏与羌》、《乌桓与鲜卑》、《碑铭所见前奏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其中《氏与羌》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两书，是在一九七一年马长寿教授逝世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著名民族史学家林或先生评价《北狄与匈奴》一书时说：此书“是解放后第一本具体而微的匈奴史专著，因而此书的出版，为我国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从事匈奴史的研究及撰写匈奴史专著，提供了一个先例”（林斡《匈奴通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东北的学者曾提出“鲜卑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以《乌桓与鲜卑》一书为标志的（于志联等《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2年1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字数虽少，但广为中外学者所推崇，认为是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碑铭），结合文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典范之作。其余如《氏与羌》、《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两书，也在学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凡是研究这些民族的论著都要参考这些著作。
马长寿（1906～1971），字松龄，山西昔阳人。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一九三三年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留校任教。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一年在中央博物院工作，多次深入四川西部进行民族调查，撰写和发表了一批民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此后，又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一九五0年转入复旦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少数民族史。一九五五年调入西北大学任教授，一九七一年病逝于南京。主要论著有《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彝族古代史》、《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报告》、《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即出）、《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等。
- 本书系统梳理突厥汗国从起源、分裂、衰亡到复兴的全过程，深入剖析其社会制度演变。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考古文物与民族调查资料，揭示突厥社会并非原始落后，而是存在复杂的阶级结构与封建化趋势，纠正了传统史学对游牧民族的刻板印象。
- 书中详细考证了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过程，指出所谓‘胡汉之分’在姓氏、文化上早已模糊。通过大量史料证明，北方民族在迁徙杂居后，语言习俗逐渐汉化，强调中华民族形成史中各民族交融互鉴的历史事实，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 作者马长寿先生融中国史学传统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于一体，对突厥语系诸族的斗争循环、奴隶制残余及经济基础进行批判性分析。书中指出的‘心不和’统治困境及意识形态局限，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学术特征，但其在民族史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仍被学界公认。
- 适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突厥学、匈奴学有研究兴趣的历史学者与学生。本书作为马长寿教授的代表作，提供了严谨的考据与独特的理论视角，有助于读者理解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演变及社会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是相关领域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 适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书中关于胡汉融合、姓氏源流及文化同化的论述，有助于打破‘野蛮vs文明’的二元对立偏见，客观认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面貌，提升对中华文明包容性与连续性的认知深度。
- 适合对历史GIS、古代军事政治结构及社会形态演变感兴趣的研究者。书中关于突厥汗国疆域、部落分布及社会制度的详细记载，为构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同时其对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具有跨学科的研究参考价值。
- 本书成书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带有浓厚的时代意识形态色彩，部分论述存在硬套理论或观点偏颇之处。读者应保持批判性思维，区分学术考据与政治立场，重点关注其史料整理与民族融合观点，避免全盘接受其结论，建议结合当代最新研究成果对照阅读。
- 书中缺乏地图与年表，对于不熟悉北方民族地理分布与历史脉络的读者可能造成阅读障碍。建议读者自备中国历史地图集，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地图，边读边对照地理位置，以更好地理解突厥、匈奴、鲜卑等民族的迁徙路线、活动范围及与中原王朝的空间关系。
- 本书内容简练但信息密度极高，涉及大量生僻人名、地名及古文献引证。阅读时需耐心细致，切勿因部分章节枯燥而跳过。对于书中提到的‘锻奴’、‘铁弗’等特定历史概念，需结合上下文及注释深入理解，以免误读。同时，注意作者对‘汉化’概念的特定语境使用，避免简单化解读。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是突厥史入门的经典之作，内容扎实、考据严谨，远超网络碎片化资料。尽管篇幅短小，但能清晰勾勒突厥历史全貌，尤其在论述后突厥与前突厥差异、社会制度分析方面，展现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的高超水准，被誉为‘简练而绵密’的学术佳作。
- 多数读者指出本书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意识形态味道浓重，部分观点已过时或缺乏地图辅助，影响阅读体验。但即便如此，读者仍肯定其在民族史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认为其关于民族融合、反对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值得尊重，且其学术框架与史料价值依然不可替代，瑕不掩瑜。
- 读者对马长寿先生的学术地位表示高度认可，认为其将西方社会学方法与本土史料结合的研究范式具有深远影响。尽管部分读者批评其论述粗糙或意识形态干扰，但更多人赞赏其打破传统史学偏见、客观揭示北方民族社会复杂性的努力，认为本书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多民族互动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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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狄众多，晋国只有一种办法就里“启土安疆”，才能战胜狄人。从此以后，晋国在称霸时期一直奉行着这种政策。 晋国的启土政策，不一定都需用武力。戎狄刚由游牧经济进入农牧经济的初期，由于农业生产经验缺乏和技术幼稚，所以他们对于土地的价值还认识不够；同时，一切游牧部落的牧民都爱好动产和商品，这些习惯残余在北狄部落中都还保存。于是，晋国的封建领主贵族们就利用“戎狄荐居，贵货易土”的弱点，“予之货而获其土”，2这样自然而然就驱逐戎狄离开了他们原有的土地，这些土地便变为晋国封建主的农田了。这种以货易土的办法比武力征伐更为毒辣，更为有效。晋文公二年（前636年）“行赂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就是用这种"
- "……灭狄以后，不只晋之北境至于太原，东境至太行山西麓，就是东南由朝歌至殷墟、邯郸所谓“东阳”之地，南由朝歌至轵所谓“南阳”之地，从前赤狄侵略自邢、卫、周三国的，至此都归入了晋国的版图"
- "不管匈奴也好，铁弗、独孤部也好，拓跋、秃发部也好，卢水胡也好，稽胡也好，最后在不同时期都同化于汉族了。大约在隋、唐时，中国境内除了少数尚成聚落的稽胡外，其余与匈奴有关的上述诸族都汉化了。其中有些系出上述诸族的人物，也只能从姓氏上加以识别，例如隋唐初年几个皇后独孤氏、隋代的柱国独孤罗、唐代工部尚书独孤怀恩等，其文化语言皆与汉族无异。最近在西安市东灞桥附近的洪庆村发掘了一座唐代宦族独孤思敬和他的夫人元氏的合葬墓，墓里的文物除了一些高鼻深目多须的西域胡俑外，其他都是汉族的衣冠文物。 这里试举唐代三位著名的诗人一元稹、白居易、刘禹锡为例，便可说明当时匈奴及其他有关各族后裔的华化之深。元稹之为拓跋鲜卑的"
- "……三十多年前南京东南大学有位刘伯明先生。他常对人们说：“我姓的刘氏，是刘邦之刘呢，还是刘渊之刘。我亦不得而知。”其实何止刘氏如此，百家姓里有很多姓氏，包括最普通的张、王、李、赵在内，自古以来虽有汉、胡之分，但是目前实在分不清楚哪些出自胡姓，哪些出自汉姓了。"
- "……现在着重叙述一下匈奴在东亚的迁徙和融合。蒙古草原的匈奴，纵然有不少人马跟北单于西遁、南单于降汉，但留在草原上的匈奴人仍然很多。……王沈《魏书·鲜卑传》记载他们到辽东与鲜卑杂处，云：“匈奴及北单于道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那里正是东部鲜卑或徒何鲜卑的分布之区。晋代这些鲜卑大部分南下……后来都融合于汉族。那么，鲜卑化的匈奴，例如宇文氏之类自然也就融合于汉族了。"
- "在蒙古草原的南部也留有许多匈奴，这些人除南下到缘边八那之外，也同迁徙到这里的各种鲜卑融合在一起了。…… 草原的人们称胡父鲜卑母为“铁弗”，此所谓“胡”，无疑是指匈奴……此铁弗匈奴……在鄂尔多斯草原建立夏国。夏灭亡后，这里成为稽胡的聚居之区。……铁弗（伐）、拓跋、秃发三者皆出同一语源，有匈奴同鲜卑融合为一族之义。所不同者，铁弗（伐）为胡父鲜卑母，而拓跋和秃发则为鲜卑父胡母罢了。……秃发氏由塞北迁于河西，据有凉州（今甘肃武威）之地……后迁乐都（今青海乐都）……史称此政权为南凉。拓跋氏建北魏，国内许多姓氏，如贺赖氏、独孤氏、须卜氏、丘林氏、宥连氏、破罗多氏等皆系出匈奴。这些匈奴迁人内地以后，改变姓氏"
- "在蒙古草原的北部也留有许多匈奴。《魏书·蠕蠕传》云，蠕蠕“西北有匈奴余种，国尤富强。部帅曰拔也稽，举众击社仑。社仑迎战于领根河，大破之。后为社仑所并”。此拔也稽，音与隋唐时的“拔也固”酷似。"
- "现在再看迁到长安、三辅以及其他郡县内的匈奴。 一切民族的融合，都是由迁徙、杂居错居以及经营共同生活开始的。迁到中国郡县内的匈奴与汉族的融合也是如此。 远在匈奴国家强盛之时，匈奴降人就以三种不同的方式移居于中国各地，同汉人在一块儿经营着共同的生活。……其语言、服饰和生活习惯方面很早就和汉人趋于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