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的独特价值，不在提供一部整齐划一的经学史，而在展示日本学者如何带着各自的立场与偏见，去拆解中国经学的神圣性。它最耐人寻味的张力，正在于「做经学」与「经学之学」的对立：有人把经书当作圣书信奉，有人则坚持只把它当客观研究对象——这种「不信仰」的姿态，恰是全书最具现代性的地方。书中宫崎市定以佛学判教框架比附汉宋之学，将朱程视作「龙树、天亲一流人物」，这一大胆类比引发热议，也暴露出跨文化诠释的冒险与僭越。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背诵结论、而想追问「经」何以成为「经」的读者；若你期待一部权威通史，或许会失望，因为它提供的是十七篇立场参差、深浅不一的「考」，而非一个确定的答案。
作者简介
童岭(TONG Ling)，1981年3月生，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2003)、文学硕士(2006)、文学博士(2009)。日本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文学部留学(2007.4~2008.8)。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任南京大学高研院驻院学者、域外汉籍研究所研究人员、"早期中国史研究会(EMCH)"会员，以及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客座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六朝隋唐时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学(Medieval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and literature)；古代东亚史(Ancient East Asian History)；五胡十六国及北朝文化史专题(The Culture of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and Northern Dynasty AD304~589)；域外汉籍研究(Oversea Chinese Classics)；《文选》学(Study of Wen xuan) 等等。
著有：《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中华书局，2013年9月版。参与点校：《注石门文字禅》，中华书局，2012年版；《六朝通鉴博议》，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汇集十七篇日本汉学名家经籍考，系统译介扶桑经学研究精华。
- 涵盖宫崎市定等学者对郑玄、皇侃及今古文经学的深度剖析与考据。
- 厘清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经籍演变，展现中日经学研究的视角差异。
读者共识
- 宫崎市定《论语研究史》等篇目视野宏阔，极具启发，被读者盛赞。
- 日本学者治学严谨细致，但在部分专题上被指浅尝辄止或理论偏弱。
- 整体学术价值高，是了解中古经学不可或缺的资料，但翻译质量参差。
精彩摘录
- "第一点：郑玄对于再难解的文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力去处理—对此他似乎非常自信。 第二点：郑玄在训诂学、解释学上的地位，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 "我这么讨厌被称作经学家，是因为经学乃是以六艺作为绝对真理而展开的学问，即这门学问的前提是将经书作为圣书来信奉的。我却完全不具备这样的信仰。对我而言，经学纯粹是研究对象，不是引导人生的圣典或教科书。就是说，我不是“做经学的”（即经学家），而是从客观的立场来研究经学的，即“经学之学”者。我想首先告诚今日有志于经学研究的青年研究者，须铭记“经学”与“经学之学”的这种区别。"
- "虽然说经文和注疏合刻在同一部书中，但并不意味着两者轻重一致。对于注疏可以展开自由的批判，也可以加以攻击，并另外树立异说，允许主张独自的解释。但是对于经文，根本是不容置疑的，因为经文是真理的记载，对于它的内容只能从头至尾地笃信。然而对此也还是有一定程度容喙之可能，那就是缘于经文存在异本之时，就可以采用比较思索的方法，即校勘上的“自由”。另外一点，即使是在无法阅读的情况下，也不容怀疑本文的脱误。例如，《春秋》经的本文，庄公二十四年（前670）条末尾，仅以“郭公”二字结束①。但即便如此，也不允许根据己意订正出版经书本文。"
- "现今属于十三经之一的《论语》，在汉代也不称“经”，而是归于“传”。倘若要问“经”和“传”有何区别，那么可以说“经”是孔子之前存在的古典，并且经过了孔子之手编纂而成。换言之，“经”乃先王之道。即是说孔子在以远古黄金时代为中心的资料中，加以选择，把它们作为教育的素材来使用的东西，就是“经”，孔子自身以及孔子以后学者的阐说，都被视作没有“经”那么权威的“传”。"
- "在此之中，“《春秋》学”的《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一派，他们以孔子为素王。素王本质上具有了王者的资格，但是在当时却没有即位。虽然没有受到王者的待遇，然而却对后世展示了其优秀的理想，即是说代替帝王完成了他们实际应该做的事，如此之人就被称作素王）。换言之，这样就把孔子加入了先王的行列中，和文武、周公并肩而立，现在他们一起被汉的皇帝所崇拜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 同样的事情在基督教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到。据耶稣自身所说，要归依唯一的神耶和华。耶稣只是一个预言者，而非信仰的对象，他和神是明显异质的存在。但是到了后世，开始对耶稣进行崇拜，信徒认为耶稣具有神性，他们高唱耶稣和神是同一性的存在。这一耶稣的神格化过"
- "朱子为《论语》和《孟子》分别作了集注，为《大学》和《中庸》作了章句。后人把四者合称为“四书集注”而行于世。从来的训诂之学，其研究方法是演绎性的：传附于经，注附于传，疏附于注。这种风气就像由干至枝，由枝至叶。无意义的繁复之辞甚多，如此就拘泥于末节，而忘却了经本文的整体意义。与此相反，宋学兴盛以后，为了理解经本文的意义，而采用了归纳性的说明方法。从而用不着在意一字一句的穿凿附会，但是常常免不了会出现因为语言学上的失误而解释失当。宋学出现之后，广义而言，学问的目的就变成了教育。 评价宋学在历史上占有的位置时，千万不可忘记它的前提：宋堂是为了教育的学问。但是，这一点却几乎都被无视了，或者说倾向于甚为轻"
- "具体而言，根据前者，可以推定先秦古有的经书经说的原义原型。而根据后者，则可以体察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以及根据诸学派的思想所形成的转义展开形态的生成流行样貌。 在这其中，显著的例子有通过逸诗、逸书对原有系统的《诗经》、《书经）有一定的体察。或是对《不修春秋》的触探。对《左氏》、《公羊》、《穀梁》在周末秦代已具备完整形态的推定。对《论语》在周末秦代既成状况以及作为资料的《论语》句的勾勒。对古有礼仪的推定。对原本《礼记》的存在、样貌与内容的考察。对《月令》、《乐记》古来存在的假定。对《孝经》、《周书》古来存在的假定。对《老子》原本在周秦时代已完成的假定，等等。 还有通过孔子《简兮》诗说、《文王》篇"
- "如此一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仅限定于六艺、六经、五经这些用语是否存在的情况下，探寻这些用语的出处和沿革的话，可以发现前一者是从先秦到西汉末年广泛地一般共通使用的名称，后者是西汉末年以后特别是东汉以后开始频繁使用的、广泛确定下来的表达方法。简而言之，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而言之，纵跨两汉时代，六艺和六经反映了西汉也就是大约公元纪年以前的今文在经学上的趋势和时代特点，而五经反映了东汉也就是公元纪年以后的古文的经学趋势和时代特点，这两种用语分别是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称谓和概念。 通过考察先秦至西汉末时期的著作中有关经学的内容，发现六艺和六经两个称呼频繁出现，而五经则是一个完全未知的用语，或者至少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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