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把“任侠”这一常被当作道德标签或江湖传奇的习俗，还原为理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的一把钥匙。增渊龙夫追问的并非游侠是否慷慨仗义，而是：当秦汉之际缺乏一种可被普遍信赖的客观秩序时，普通人该如何自保？答案竟是依附某个具体的人——孟尝君养亡命、信陵君致士归、田横之客以死相报。这些看似私德的信义承诺，实则支撑起家长式的人身支配，并最终与国家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暗中勾连。书中对山林薮泽如何被君主“家产化”、官僚制中“德”与“术”的内在张力等问题的剖析，同样指向同一命题：专制何以可能。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记住朝代更迭、而想追问古代社会“内面”如何运作的人；代价是句子冗长绕口、译本时有疏漏，需要读者耐住性子。
作者简介
增渊龙夫（1916-1983），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部教授。1940年东京商科大学本科毕业，同年在福岛高等商业学校任德语讲师。1943年任东京商科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研究院，1950年入一桥大学经济学部任教。曾担任一桥大学社会学部部长，一桥大学附属图书馆馆长。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历史学家的同时代性考察》。
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以任侠习俗为线索，剖析战国秦汉民间秩序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
- 深入探究官僚制的社会性格，揭示专制主义成立的经济基础与内在矛盾
- 主张从社会内面历史地理解中国，打破传统宏观叙事，注重微观人际纽带
读者共识
- 学术价值极高，被誉为日本中国史研究经典，理论框架具有开创性
- 译文质量饱受诟病，存在漏译、错译及语病，严重影响阅读体验
- 从任侠、官僚等微观视角切入，深刻揭示了古代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联
精彩摘录
- "通过以往世袭的贵族制的崩溃和下层百姓的抬头，产生了没有任何门第背景的新游民阶层。这些所谓不努力从事工商产业”的游民阶层的产生，以及其没有自身经济地盘的寄生者的性质，越来越普遍地促使战国的诸侯贵族为了图谋扩展自己氏族势力的外伸，而招养更多的士人，聚集成新型的人际结合关系，从而形成新的势力。换言之，他们游民必须依恃个人的才能，寄生于某位势力强大者。知识分子作为文学游说之土，以武行侠勇自夸的活跃分子则作为任侠好勇之土，分别被吸收到新的势力关系之中。"
- "也就是说，古时君主仅在与修习“国家大事”即“修习祀与戎”有关的场合才会驾幸山川薮泽，此时所获之材“足以备器用”，换言之只能采用那些在制造宗庙器物或军器时发挥作用的材料，若非如此，君主不能亲赴山川薮泽。而春蒐、夏苗、秋称、冬狩的四时田猎正是用来修习国之大事的举动，猎获的鸟兽之肉用以供奉宗庙祭祀，其皮革、齿牙、骨角、毛羽则是制作兵器的材料。对无益于此种国用的鸟兽，国君不可射猎。那么此处臧僖伯所说的古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古昔的实际状况呢？ 第一，对于古代邑制国家来说，山林薮泽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君主田猎的场所，这一点从很古的时代开始就已有认识。在卜辞中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中，有关田猎的占卜记"
- "我们依据这类问题的暗示，首先以游侠为线索，在与构成外廓的公权秩序之间的联系上，试图弄清楚汉代民间秩序的现实作用。为此目的，首先要避开对“游侠”所有的价值评论和固定观念，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逐个总结被称作“游侠”的社会功能，以及这种功能的关联所表现出的社会诸形态。这类问题自然而然也和几乎同等重要的、从社会学角度探讨政府的基层机构相关联。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正是这两者在复杂交融中所产生的现实秩序的固有结构。"
- "总之，以上诸例说明，“任”在战国末期是作为“侠”相关联的含义使用。亦即当时的人所理解的战国时代之侠，应是指私剑勇武立威于乡里聚集和自己有私交的徒党。若遇侵害宗族朋友者，则以剑报之，是所居州里之雄。由于结成私交，又具有节操，即便触犯法禁，在民众中也享有声望。所谓任，是指结成这种以信为基础的私交，一旦结交，便意味着对他担负责任，可以不顾个人利害生死而交友，可以救知人之急，可以身藏匿亡命的罪人。"
- "仅此还不能说明这种经济隶属所反映的另一面带有普遍性的内部情况。尽管固有的、就其含义而言是不合理的心态，但是作为一种形态，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的，应当注意到它对连接主客纽带所起的重大作用，这就是在任侠风气上所表现的那种固有的内心倾向，重承诺、以死相报、带有鲜明色彩的那种对人信义的风气。所谓任侠纽带，维系并支撑着主家家长式支配关系的内面。在这里非常具体的人格因素，发挥着极其巨大的作用。正因为其任侠的、具体的、私人性的因素，才出现“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士以此方数千里，往归信陵君”。而后来出现的如侯、朱亥，以及齐的豪侠田横之客，以死报答主家，其所显示的强固的人际结合关系的积极的侧面，皆产生于以具"
- "换言之，上述所谓养客、结客所包含的固有的人际结合关系，并非仅以贵族、卿相等权力者为中心所形成，更重要的是，它作为组织机理，作用于从战国末到汉代民间社会广泛存在的、各具规模的、且以豪侠、土豪为中心的地方群小势力，并在乡曲中转变形成为强者的秩序。"
- "从上述角度看，大致可以搞清楚秦汉之际各地蜂起的群雄其社会性质及其势力扩大的过程。如果将表面的生活形态固定起来看，各类人物千差万别。如赵王张耳是富裕的游侠出身，项梁、项羽、张良是六国的亡命贵族，田横是战国以来的名门贵族，陈婴是郡县的豪吏，黥布、彭越是群盗首领等等。尽管从表面看有如此差异，但是从这些势力的出发点看，皆以无赖游民群体为其徒属，招养在其门下，以家长式的人际支配形式为内涵，掌控着这些人的社交关系。而这种具有相同性格的人际关系，开始显示出其结合的可能，源于前述的任侠好勇的社会形态，以及战国以来传统化的形成强者秩序的原理。不过在秦汉之际剧烈的政治动乱的局面中，与前文所叙战国四公子的诸客集团的"
- "我们在前文中说过，战国时期好勇任侠之风盛行，因为那时缺乏令万众安心稳定的秩序，人们不得不自己通过寻求人与人之间的结合，组成徒属，或者与实力人物相结合形成自卫的个别强者的秩序，这是基于时代的特别要求。而且进入汉代以后，民间的好勇任侠之风不仅没有绝迹，反而更加盛行。"
目录
用户评论
L
被翻译拖累的好书。正文部分偶有繁简转换问题就算了，序论部分翻译得简直乌烟瘴气，似乎没考虑过中文句子的语法问题一样。“十年工夫”花到哪去了呢🤔
个人感觉，本书对两个问题的分析极为精彩，同时也在另一个问题上略显偏颇。
首先是关于任侠风气的研究。增渊氏将这种社会风气的兴起解释为氏族结构解体后，民众寻找新的社会关系纽带的副产品，可以说非常有见地。
第二个亮点是关于春秋时期各国设置的县的性质（书中使用的是“性格”一词）的分析。尽管增渊氏批评了顾颉刚早先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判断，但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丰富，而不是否定。
最后是一点缺陷，即本书过于强调君权强占“山泽之利”对强化君主集权起到的经济基础作用，但似乎忽略了君主能够独占山泽而没有遭到氏族贵族势力的有效阻拦，这本身就是君权强大的一种表现。获得山泽之利可能只是加速中央集权的促进力量，而不是这一趋势的起始原因。
无论是增渊龙夫、宇都宫清吉还是西嶋定生、尾形勇等都很敏锐的注意到了秦末诸集团的结合方式与前后历史脉络的联系与差别。不少日本学者将其作为突破口进行一种泛“人际关系”化的研究，增渊先生本书中对“约”的分析就是很好的例证，敏锐的阐释了约在集团网络中形成中的作用并进行了溯源。值得精读。
不少人震颤于任侠，但那尚只是一个起点。反而第三篇启发最大。日本人一辈子写很多文章，最后能集成一本书，而咱们大多无论怎么写，也就凑成一个论文集……
此前《选译》的翻译似更优。当时读着颇觉惊艳，而列入本书的相关扩充修订稿，好像不及此前。此书是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史的名著，启发多有，不过就史料本身的把握而言，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处理。
对任侠问题的分析最出彩，无论理论还是研究视角都是非常精彩的
读得很累
yyds
收录的都是作者1950年代讨论秦汉史的文章，问题意识也大多与民国时代的中日学者相仿佛，有些观点在后来这几十年里面渐成常识了，今日也可以聊备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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