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中国思想小史》中，他极力地把现代思想与古代思想连接起来，从古代一直叙述到当下。例如在第二十章中，他对刚刚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有他相当独特的评价。当然，他首先还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在他的总结中，新文化运动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从思想史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培植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他认为不是陈独秀，也不是胡适，而是章士钊及《甲寅杂志》。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似乎与我们现在的常识相去太远，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理解？他很坦率地说，这是因为章对新文化“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于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但是，尽管当时看起来梁启超从社会改造人手的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也跟着梁启超的思路走，然而，章士钊却主张从政治人手，看上去似乎很失败，但是，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应当注意的恰恰是章士钊和《甲寅》给新文化运动预备下的几个基础：一是理想的鼓吹；二是逻辑的文章；三是注意文学小说的意义；四是正确的翻译；五是通信式的讨论。而后来《新青年》的作者，恰恰多是《甲寅》的作者。当然，他们打倒孔家店和主张白话的激烈思路，引起了巨大反响，使得人们很容易把新文化运动归功于他们，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要溯源的话，则应当看到章士钊和《甲寅》的位置。这一判断当然与他的立场有关，他觉得，新文化运动虽然很可爱，但是它的问题是，“内容上是非常幼稚浅薄的，他们的论断态度大半毗于武断”。今天看来，常氏建立这一思想史的书写脉络，一是要从历史上溯源，思想史要追寻真正的来龙去脉，发现“起于青萍之末”的端倪，一是希望表达他对当下的文化运动的态度，他觉得，需要的不是破坏式的激进，而是建设性的温和。在思想的历史研究中，他带入了对当下的思索。
《中国思想小史》，既显露了他的思想才华，也暴露了他学术缺陷。这部书，不能算名著，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就是这一页中也许包含了很特别的意味。
- 本书严格区分思想史与学术史，强调思想是民族精神结晶，受地域与时代环境制约，拒绝孤立研究个人学说，坚持从社会政治背景出发，揭示思想变迁与社会现实的深层互动关系。
- 作者对近代思想史有独特且具争议的观点，如认为章士钊及《甲寅杂志》才是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思想源头，批判新文化运动内容幼稚浅薄，主张建设性温和改良而非破坏式激进，体现其保守主义立场。
- 全书梳理从原始神话、宗法社会、先秦诸子、佛教输入、宋明理学到清代考据及近代西学东渐的完整脉络，清晰呈现中国思想如何从具象鬼神崇拜演变为抽象心性哲学，最终与欧洲思想碰撞融合的历史轨迹。
- 适合对中国思想史宏观脉络感兴趣，希望快速了解五千年思想变迁大致的普通读者，本书篇幅短小精悍，可作为入门级通识读物，帮助建立基本的历史认知框架，避免陷入繁琐的学术细节。
- 适合对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新文化运动起源及评价有研究兴趣的读者，书中关于章士钊、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论述，提供了不同于主流叙事的独特视角，有助于反思激进主义的历史局限。
- 适合高校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及教师，书中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界定，以及对宋明理学、清代学术等关键节点的评述，可作为教学参考或备课素材，但需注意其部分观点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时代局限。
- 阅读时需保持批判性思维，作者常乃惪具有强烈的政治热情与保守立场，其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评价及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辩护，反映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个人偏见，不可全盘接受为客观史实。
- 注意区分书中“思想史”与“学术史”的方法论差异，作者强调思想的社会政治功能，读者应关注其如何分析思想与社会危机的互动，而非单纯记忆学派传承或人物传记，以免误解其写作意图。
- 书中对元朝等时期一笔带过，且部分观点如“智识开化与宗教抽象度成正比”等缺乏严谨论证，读者应结合葛兆光前言及其他权威思想史著作进行对照阅读，以获取更全面、平衡的历史认知。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篇幅短小、提纲挈领，适合快速浏览以获取中国思想史宏观框架，但因其学术缺陷和观点偏颇，不适合作为严谨学术研究的基础，仅可作为消遣科普或引发思考的引子。
- 多数读者认可作者对宋明理学、佛教影响及近代思想转型的梳理具有一定启发性，但对其新文化运动章节的极端负面评价持保留态度，认为其立场过于保守，缺乏对历史复杂性的客观理解。
- 读者指出书中存在明显的学术瑕疵，如元朝历史缺失、部分推论武断等，但同时也承认作者才华横溢，其经世致用的情怀和独特的历史洞察力，仍使本书在思想史普及读物中具有一定的阅读价值。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常乃惪就首先区分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同”与“不同”，指出学术史（包括哲学史）的内容偏重“学说的内容，师徒传授的门户派别，以个人为中心的学者传记等等”，但是，思想史“注重的乃是一时代思想递嬗的源流大概，及于当时及后世的波动影响”，所以“讲学术史尽可以个人为中心，多少忽略时代与地域背景，讲思想史却完全不能不注意到时代、地域等等交互的影响”。在他看来，“思想”是“民族精神”结晶的表现，而民族精神“一半是民族血统，半是地域环境与时代环境所造成”，思想史应当在历史与地理中寻找发生的背景与意义的解释。这种关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看法，似乎至今也还有它的价值。"
- "思想并不是悬空的，他是要与实际社会政治发生交涉的。"
- "其所谓神，都是具体的人物，且系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不似希腊、印度及波斯神话之多代表抽象的哲理，这便是诸夏民族思想的特色，正可以表示出他们只是大平原中一个老实安分的民族，没有什么有余时间去胡思乱想的。"
- "纯粹的宗法社会固然自周以后才成立，但其来源却是从商代重鬼的风气起的。因为商人信鬼，所以凡人死之后都认为尚有灵魂存在，犹能为厉，若不时常加以祭祀，则这些鬼饿极了就难免要作怪，所以上至国君，下至私家，都应该有宗庙祭祀之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