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反复 - [日]柄谷行人](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511734457.jpg)
书籍介绍
柄谷行人在这部著作里抛出一个近乎偏执的核心判断：历史的反复从不重演事件，只重演结构。19世纪70年代的明治维新、20世纪30年代的昭和维新、乃至冷战解体后的90年代，表面事件各异，底层却共享同一套“被压抑者的回归”——国家与资本如何以“代表”之名运作，货币如何作为“存在=无”的崇高物神浮现。他以《雾月十八日》为手术刀，解剖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讲座派与劳农派各自的盲区，追问“什么在反复出现”。读者最着迷的，正是这种将经济学、精神分析与文学文本拧成一体的透视法：它逼你承认，当代全球化的复数地域主义、共荣圈式的“想象的共同体”，不过是同一结构的又一次返场。它适合那些不愿被事件迷惑、执意要看穿周期循环的人。
作者简介
柄谷行人(Kojin?Karatani)，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先后获经济学学士和英文科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客座教授。2006年荣休。他是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至今已出版著述30余种。代表作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世界史的构造》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于2004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运用马克思方法透视近代史，揭示历史结构而非事件的反复。
- 结合文学文本解读日本明治以来的近代化历程与思想话语空间。
- 提出历史反复是向被压抑者的回归，以此思考21世纪的未来。
读者共识
- 核心观点‘反复的是结构而非事件’极具启发性与洞察力。
- 前半部分精彩深刻，后半部分被部分读者认为略显玄学或松散。
- 作为柄谷行人集大成之作，展现了其独特的跨学科批评魅力。
精彩摘录
- "基于普选的议会，正如后来凯尔森所说的那样，与身份代表制议会不同，“代表”仅仅是虚拟的。也就是说，这里“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
- "所谓历史的反复并非意味着相同事件的重复。能够反复的并非事件（内容），而是形式（结构）。事件本身能够避免反复，但是，像周期循环那样的某种结构是无法避免反复的。我所涉及的反复是那种反复强迫症。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所谓反复强迫症是那种绝对回忆不起来的向“被压抑者”的回归。它代替回忆，在当下反复。我们能够回忆起的只有发生的事件。所以，从事件的层面上，比较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20世纪90年代，就会失去其中存在的“被压抑者的回归”。为了观察这一切，我们需要《资本论》，尤其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因为，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从一开头就涉及了历史上的反复性问题。这种情况下，“被压抑"
- "历史的反复有两个意思。第一，人们在做一件新事的时候，会想起过去的人和事而对其进行反复。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头论述的就是这个意思。在面对不熟悉的事情时，人们试图用已知的知识来理解它，而实际上做的是别的事情。这其中存在着某种不可避免性。第二，尽管否定而且忘记了过去的事例，可是仍然会反复。这种强迫性的反复就是向“被压抑者的回归”（弗洛伊德）。这是作为形成近代世界的国家和资本的本性而发现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 "在此，我所尝试的是从这种“反复”的观点来研究近代日本历史。例如，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了一场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也叫封建论争）的大论战。那是由“讲座派”和“劳农派”学者们掀起的，其背后存在着共产党（讲座派）和劳农党（劳农派）这两个政党及其路线的对立。尽管如此，因为这是作为合法的讨论以公共的方式展开的，所以，受到了知识分子的关注。其影响涉及多个领域，进一步触及了明治维新，或者说日本史的整体，以及从哲学到文学艺术的根本性问题。恐怕由此派生出的事件比论争本身还要大。包括这些问题，这场论争作为日本知识分子靠自己的力量致力于讨论日本的历史和现实，是很少见的一个例子，值得关注。 "
- "近代资本主义的原点在重商主义=专制主义王权。尽管民族国家否定了这一切，但却从中继承了国民和领土。所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运动目标就是超越专制主义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恢复旧世界帝国的原理。实际上，那只是作为民族国家延长线上的帝国主义。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共同体经济”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 就是这类形式。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冷战结构被解体的90年代也产生了类似的情形。民族国家的框架被全球化市场经济弱化了。同时，它并不是被单一世界市场消解，而是创造出复数地域主义的组合来与其对抗。这种情况下，否定近代国家框架的地域主义即使唤起了近代以前的文明（世界帝国、世界宗教），那也并不是因为那"
- "我指出了根据年号划分时代会产生错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划分都可能产生错觉。例如，有的人坦然地使用战前和战后这一区分法。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界，使其后的美苏二元体制终结而表面化的1989年的事件也是一个分界。但是，这些分界既非全部，也不是最重要的。由于战败，日本发生了变化，但是，有的领域却没有任何变化，还有很多明显的变化，实际上战前、战争期间就已经发生了。如此说来，应该否定这些分界吗？ 可是，分界对于历史来说是不可缺的。分期，也就是找出开始和终结，有利于理解一件事的意义。可以说历史学大都在围绕分期而争论。这是因为，分期本身可以改变事件的意义。例如，提出“中世纪”这个概念的是18世纪德"
- "从萨摩、长洲垄断的国家权力中被排挤出来的旧士族针对政府展开了“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开设国会。明治十年代，这一运动在民众当中逐渐蔓延。明治十四年，政府在镇压这次运动的同时也答应颁布宪法和开设国会。为此，许多人起草并宜传自己的宪法。这些宪法大都是根据英国的立宪政治或者法国革命的理念。但是，实际上，政府以伊藤博文为中心根据普鲁士宪法制定了“大日本国宪法”，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单方面予以公布，由此形成了近代国家的外观，但是没有实现“自由民权”。然而，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动家们大多与“国权”派妥协而转变了运动的方向。另一方面，如中江兆民所代表的那样，“自由民权”扩张而转向了“社会主义”。代点 以上的"
- "竹内好批判的是战后的话语空间。“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一方面是任何强词夺理都不能否定掉的。但是，憎恨侵略之极，甚至否定通过侵略的形式而表现出的亚洲一体感，那岂不是和洗澡水一起把孩子也泼出去吗？因此，日本人永远不能从丧失目的感中恢复过来。”竹内在1960年讲过的这番话并非为了强调同情亚洲。他的观点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停滞不前是由于要“抵抗”西方文明。相反，日本之所以获得了文明化的成功是因为没有“抵抗”，因为原本就没有“自我”。竹内的“亚洲主义”是在质疑日本人的文化认同。 但是，1970年以后，竹内的批判被消解了。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没有“自我”反而受到积极的评价。正是因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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