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1952年春，钱穆先生应有关方面之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进行了五次讲演。《钱穆先生著作系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新校本）》即是先生根据讲义整理而成，分别从“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得失作出分析评说，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及传统文化的一本必读书。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剖析汉唐宋明清五朝政治制度得失
- 从政府、考试、赋税、兵役四维切入
- 主张结合人事与历史背景客观评制度
适合谁读
- 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纠正封建专制刻板印象的读者
- 文史爱好者及寻求文化自信的读者
读前提醒
- 本书为讲义整理，语言通俗但观点鲜明
- 需结合作者所处时代背景辩证阅读
- 注意区分作者观点与客观历史事实
读者共识
- 深入浅出，重塑对中国古代政治认知
- 文笔从容大气，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 虽有个别争议，但瑕不掩瑜，必读经典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总论 上面讲了五次，我想再对中国历代政治，说一点简单的看法：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以前曾不断地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在此我只想专举我们认为一些不好的趋势，再一陈述。至于好的地方，我们且暂略不讲了： 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
- "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革命前后，人人言变法，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转变。 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枯燥乏味，无可讲。而且已经明日黄花，也不必讲。"
- "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
- "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本人按：服兵役、服力役、交人口税）…...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罗马帝国的农奴完全不同，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得来的俘虏，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
- "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变。"
-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之传统，则常求取决于闲人。春秋时即有‘闲均从众’之说。（见《左传》。）那一人贤，就采纳那一人的意见，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
- "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现在再说的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的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俞久，应该此大本原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
- "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火，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了工商资本。只鼓励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策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私家财力打算"
作者简介
钱穆（1895.7.30-1990.8.3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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