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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全三册)
葛兆光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07-01
ISBN
9787309067187
评分
★★★★★
标签
思想史
葛兆光
历史
文化
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见功力的地方,或许不在它讲了哪些思想家的观点,而在于它如何重新定义
作者简介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中国思想史》(两卷本)、《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中国经典十种》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打破精英史观,关注一般知识世界
梳理唐宋至近代思想传统的建构与瓦解
探讨道统与政统的互动及话语分裂
读者共识
导论部分见解独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宋明理学部分梳理清晰,分析功力深厚
全书篇幅较长,部分章节阅读体验较为艰涩
精彩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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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思想史对知识的无端骄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思想史把自己的视野与各种知识史剥离开来的习惯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人会对一些似乎超越的抽象的哲理或思想十分迷恋甚至迷信,"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这样的想法,其实常常被人不自觉地当作真理,觉得思想史只有说到这分田地才算纲举目张、一针见血,有时候人会对那些具体的经验知识嗤之以鼻,觉得这些形而下的东西对于思想史都是隔靴搔痒,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这种傲慢与偏见成了一些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懒惰借口,也成了思想史陈陈相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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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之所以铸有如此的铭文,用镜作镜的人之所以相信这铭文有如谶文的应验,是因为铜镜的铜被认为是金精,而镜子的明澈又有特别的深秘意味,据学者的研究,古代中国人对铜镜怀有神秘感,从先秦以来就有,看把镜子当做这个世界的支配者,作为帝王权力的象征而神秘化、神灵化,则从西汉末年谶纬大盛时就已经十分普遍,特别是铜镜是仿照天象而作的,因此它仿佛是天的象征,它的周边所常有的天干、地支名称以及四神、八卦、二十八宿,就仿佛天圆如笠,而“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又使人们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它的“形”与“质”都是以“天”为依据的,因此它具有“天”的神圣意味,也有着“天”一样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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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僧肇《不真空论》的“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到马祖及其门下的“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般若思想中不断瓦解执着的“空”终于与中国文人士大夫心中最向往的老庄的“自然”交汇,真正成了指导人生态度的一般性原则,禅宗也终于经由“屈曲直”的历程实现了“般若的生活化”。 应当指出,佛教是一个以拯救人类灵魂为宗旨的宗教,它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形而上学层面的哲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法律制度层面的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衣食住行层面的生活问题,而是一个既关涉生活,又关涉超越生命的终极意义的问题。从一开始,它曾经悬置了一个充满了光辉与永恒的终极境界,把这个境界称为佛性的境界,这无非是引导信仰者从现实的、短暂的、苦难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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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和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剧变、思想剧变的时代中,老子一系道者其实也在寻求一种秩序,且不过他们在寻求秩序时,依据的是史官更熟稔的宇宙秩序即天道”及更易理想化的古代世界“上古”,他们把“天道”推衍到世道与人道,更因为对“无序”的激愤而以“上古”对抗“当下”,还由于对社会理性、文化的失望和恐惧而注意到了个体生命的价值,他们希望人类回归朴素和安宁,与宇宙及他人都保持和谐,维持人类生存的永恒。 因而在传统知识中衍化出一个全然不同于儒、墨的思路,在这个思路中隐含了几种可以延伸的思路,一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反社会的倾向,这将引出追寻个人自由或保全个人生命的两种不同结果;一是以内心体验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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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上曾经有所谓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这是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使用过的术语,他自己说,这两个传统还可以被称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民间文化和正统文化,通俗文化与学者文化,除此之外,还可以称之为‘科层文化(hierarchic)和世俗文化(lay culture)。 但是,当这两个概念挪用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时,我们就要有些界定和修改,在分析中国思想时,“大传统”并不专指儒道等经典文化,“小传统”也并不专指乡村社会的民间文化,前者也不一定只是在学校与寺庙中传授,而后者也并不一定只是在乡村生活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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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权所象征的国家(state)、士绅所代表的社会(society)以及民众(demos)这三者的关系上来看,唐宋之间的历史似乎同时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方面,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比如税法的变化、政治策略比如区域行政长官的控制,在促进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国家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向,国家以及它所象征的法律制度、道德伦理、文明观念在迅速扩张,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另一方面,是由于士绅阶层人数的增多以及它们在社会中权力的膨胀。在世袭贵族时代结束后,重新构建和形成的宗族聚落,使士绅作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介,他们由于考试、仕宦、荫封等等途径,在地方上成为领袖,在与国家协调中,他们也促进着国家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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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书肆之书易得,有铜钱数百,即可得语录若干家,取视之,编类整整,欲言性,性之言千万,欲言仁,仁之言千万,而又风气日薄,机警巧慧之子,所在不绝产,被以学子之服,读《四书》数页,则相逢语太极矣,自先圣所删定诗书,已有置之不读,盖无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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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墟卜辞中还可以看到各代相当多的“卜人”,仅留下名字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他们应该就是古代中国的第一代知识者。他们的职能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用祭祀仪式沟通神界,用占卜的方法传达神的语言,这叫作“巫”,一方面他们将人的愿望和人的行为记载下来,映证神的旨意并传之后世,这就叫“史”,在“绝地天通”以后的文明时代里,巫史的意义就是在沟通天地人神之间。 由于他们承担了这种职责,所以他们成了职业的思想者与教育者,他们必须了解天地宇宙的结构、变化和徵兆,了解人类的生死、繁衍与健康,懂得与神交通的仪式、规则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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