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所收的论文大抵集中在晚明到清初这一段，它们基本上与“明清思想的转型”这一个大论述息息相关，但是作者刻意挖掘前人所忽略的问题，故书中所处理的人物、材料、主题，不一定都落在一般熟习的论述范围之内。由它们可以看出整个“明清思想转型”是一个内容非常复杂、成份非常多元的历史现象，由心学到考证学的转变只是其中一端而已。 本书所收文章大抵不只是就思想谈思想，而是尝试着将思想与其他历史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它们或为道德紧张感、或为知识社群的变动、或为时代心态、或为文人生活、或为地方社会、或为政治变动、或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等，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收在本书中的文章是一些新的尝试。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挖掘被忽视的明清思想转型细节
- 结合社会政治因素考察思想演变
- 呈现动态多元且复杂的学术图景
适合谁读
- 明清思想史与学术史研究者
- 对晚明士人心态感兴趣的读者
- 喜欢深度历史细节分析的读者
读前提醒
- 非系统通史，需结合背景阅读
- 部分考据内容较深，可跳读
- 关注作者独特的选题视角
读者共识
- 问题意识强，选题新颖独特
- 文笔流畅，但部分考据显弱
- 细节丰富，展现历史复杂性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在政权更迭之时,有许许多多的士人快快乐乐地追逐新朝功名,但也有一批遗民,他们因为亡国而产生反省、追忆、悔恨、舍弃的意识,并对晚明学风进行反省与检讨,同时也探讨政治的剧变如何导致明季士大夫生活态度的转变,终至逐渐消失。同时士大夫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由晚明的活泼、开放,慢慢转变为清代的沉寂、冷淡。上述变化助长了清初官方所期望的一种驯服的、平庸的、四平八稳的理想士大夫形态,所以不期然地产生了一种符合异族政权的吊诡性结果。"
- "吴德旋：《初见楼闻见录》"
- "我常觉得阳明把良知讲得像测谎器一样,为什么我说阳明的“良知说”像测谎器?阳明的“良知说”,意思是你即使做了违反良知的事情,你自己的良知都知道。就像你说假话,你的血液等各种反应就变动了,测谎器就马上感知了。所以,人是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良知的,阳明说良知你欺它不得,它什么都知道。譬如抓到小偷,如果你叫他小偷,他还扭捏不安,这表示他的良知还在。所以良知是知天知地,它是你欺骗不了的。譬如警察抓到一个罪犯,测谎器一测,就知道他有没有讲假话,即使你想讲假话,可是你的血液等各方面还是透露你讲的是假话,这不等于是说人不可能欺骗自己的良知吗?"
- "以上诸人大抵认为晚明的讲学、结社,是提倡门户、互相标榜,是骛虚声而无实学,是对国家社会事务毫不关心,是引起士大夫圈的意见分裂与扰攘不休和破坏社会秩序的主因。他们把讲学、结社与亡国联系起来,讲学能亡国,结社能亡国,这样严重的指控吓退了一大批人。这些批判行为早在明末的最后二十年已经开始出现,但是那还只是知识圈内的转变,改朝换代则使得原先那些令人觉得聒噪的声音得到莫大的力量,他们居然说对了。亡国使得人们有一个支点去反省明代的讲学文化,它好像是把瓶盖塞起来了,使得瓶内的空气不再进进出出,使得它的成分确定下来,可以好好进行分析。"
- "黄宗羲至少在自我认知上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遗民”,但《待访录》的成书,以及“如箕子之见访”一语,使他的遗民立场备受质疑。然而就遗民们与自我认知上,他们与新政权之间是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关系,由浓到淡,色差无限。在本文中,我主要引用了刁包对“遗民”的四种区分,并辅以顾炎武、黄宗羲的文字说明遗民可以是既坚持身为遗民的身份,同时也可以为致天下于太平之事务提出建言,而且在刁包的标准中,这是四种遗民中最高的层次。儒士有一个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密切相关,且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要关心,在这个层面效力时,“大壮”的意义应是“复三代之治”。所以随着清朝的日渐稳固,当时士人隐隐然形成一种独特的认同的层面,"
- "第二个是运河，运河的疏通使得南北的长程贸易变得顺畅，所以明代三十三个钞关，有好多是在运河边，包括临清钞关，有些地方原来在元代的时候都不算什么，可是在明成祖时疏通运河后，都成了重要的商业城市。以临清为例，《金瓶梅》里描绘的那种混乱、那种财富、那种享受、那种淫欲，是发生在运河旁边的城市。而且当时只要有官员坐在漕船上，船上的东西就免税，所以很多货物都可以趁着这个势头南北流通。而东西的流通，主要是靠长江。宋代在长江下游以及沿海有很多重要的贸易城市，像明州等。可是到了明代以后，感觉大城市有往长江中游发展的趋势，往长江上游真正大发展是在清朝。长江中下游以及南北运河的重要性，就像台湾盖完高速公路前后是不一样"
- "比起功过格之类的善书,这一波修身日记显然有几点不同。首先,调子越唱越高,有一种内卷化(involution)的倾向,使得它们不可能是浅俗易行的东西,所以它们不是功过格那样平民性十足的运动。而且修身日记中只讲“修”不谈“验”,对罪恶感的祓除等问题也都最严守儒家正统的精神,所以它不像通俗宗教运动那样吸引人,基本上只在士大夫圈中流行。这些使得它们在与通俗宗教竞争对平民百姓教化的领导权时,显得有局限性,也使得明代王学泰州学派一支那种士农工商一起共学的风潮逐渐平息。随着考证学兴起,左经右史、喘息著书的生活更是平民百姓所不可能企及的,儒者的学问事业与庶民百姓便形成两条不大可能交会的直线了。"
- "关于封建郡县之争的第二种意见是以为所争在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但事实上,当时提倡封建者并不是真想完完全全回到封建,而且他们所着重的不是如何分君主的权或提倡自由民主,他们的关心另有所在。最要紧的是,他们一方面不满意于胥吏对地方的干扰,同时也受到明末天下大乱的刺激,觉得行某种程度之封建,可以一贯而有效率地经营下层,并可以厚植地方的实力,形成一个一个堡垒,足以对抗兵乱的侵扰。他们一致认为在郡县制之下县令成为流官,如走马灯般,一方面是对当地没有了解,另一方面是不能用较长的时间,甚至是世世代代的力量去累积地方建设,也不能放手用人作事,总之,不能经营出“小而好”的地方社会。"
作者简介
王汎森，1958年出生，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主要研究范围是思想文化史、学术史、史学史，关注的时间是从明清到民国时期，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目前正在整理《明清思想的转型》一书。
Z-Library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