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见功力的地方,是贺桂梅拒绝用今天熟悉的“民族主义”框架去 retroactively 理解1940—70年代的文学。她指出那个时代的“民族形式”并非后来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相适配的国族意识形态,而是把革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在一起的一种独特话语——这一判断直接动摇了当下通行的解释。为此,她以赵树理、梁斌、周立波、柳青等个案为支点,把被“阶级”叙事过滤掉的“公”传统、天下观、大同思想重新请回历史现场,揭示它们在革命实践中如何保持自足的延续性。对读者而言,这不是一本让人轻松认同的书:它刻意与“新左”靶子对打,也常被批评为“没写过东西硬诹”“汉族中心主义”。正因其争议性,它更适合愿意与作者的建模过程正面较量的读者,而非寻求立场印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