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告别50—70年代的革命实践而进行文化“新启蒙”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学观念、知识体制与思维模式构成了近三十年的新主流文化，也是人们理解当代中国六十年乃至整个20世纪历史的基本认知装置。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得如何评价这一认知装置变成了知识界的关键分歧所在。本书从探讨人道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寻根”思潮、“文化热”、“重写文学史”思潮、“纯文学”实践等6个文学与文化思潮着手，试图对80年代整体思想状况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考察。对每一思潮，不仅在新的历史视野中重构其基本历史轮廓和复杂脉络，更从叙事形态、知识构成与话语机制等不同层面重新解读其核心历史文本，尤其关注“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这种研究的两个基本特色：一是跨学科视野，以文学文本为主，但扩大到美学、哲学、理论、历史研究等领域，力图把80年代思潮作为具有“共振性”的文化场域来加以把握；另一则是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的结合，从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整体历史视野中揭示出80年代中国文化实践的不同面向，及其与90年代以来“全球化”现实间的关联。由此，本书希望在批判性地反思历史的基础上，重新描画80年代文化地图，以作为推进现实思考的参照。
贺桂梅，1970年生于湖北。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博土论文《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2000年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2004年被聘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20世纪文学、思想研究。已出版著述《批评的增长与危机——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1999)、《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03)、《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2005)、《历史与现实之间》(2008)，另参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导读》(钱理群主编，2002)、《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温儒敏主编，2005)等；并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相关研究领域论文多篇。
- 以知识社会学视角，深度解构80年代六大文学文化思潮。
- 揭示80年代“新启蒙”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全球关联。
- 重构80年代文化地图，反思其与90年代市场化及全球化的深层联系。
- 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及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与研究生。
- 对80年代文化热、文学思潮及社会转型有深度兴趣的读者。
- 希望了解中国当代知识谱系演变及意识形态变迁的读者。
- 理论密度极大，跨学科视野广，需耐心梳理复杂概念与脉络。
- 建议结合80年代具体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对照阅读，避免空泛。
- 注意作者鲜明的新左派立场，保持批判性思维，辩证看待观点。
- 学术价值极高，被视为80年代思想史研究的标杆与必读档案。
- 文风严谨但晦涩，部分读者反馈语言繁复、阅读体验较为吃力。
- 对80年代思潮的解构极具启发性，但也引发关于立场的争议。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70-80年代的历史转型，不仅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同样存在着一个中国人对于其所生活其间的空间体认方式的剧烈变迁。那种由冷战格局所划分的世界空间，那种被锁闭在单一民族国家之内的历史体验打破了，而一个敞开的、似乎代表着无限希望与未来的“西方”的出现，在重组着人们关于世界空间的想象与体认方式。而这种体认，与19世纪后期乃至20世纪70-80年代之交的西方一样，是一种时空压缩的体验，即一种在单一民族国家内部体验“全球化”时所感受的那种“结构性的空缺”。这种因政治经济导致的空间变迁，也就并非不可能回馈为一种美学上的反应。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不仅60-70年代的“黄皮书”及其散播是中国在全球空间格局中位置"
- "或许更为直接的表述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话语从来就不仅仅是为了“解放”人，而是为了重新将人组织到现代社会的制度性关系体制当中。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方式，这种人道主义话语总是只强调其作为“解放者”的一面，而策略性地隐瞒起其所构建的“秩序”的一面。"
- "这个“暗含在语言之中，并由语言结构出来”的“个体”（也是“主体”），一方面符合了80年代另一种新主流观念即“纯文学”观念当中的文学想象，同时也正呼应着80-90年代之交被市场主义和消费主义所构建的个人主义的主体想象。"
- "作为80年代后期“非政治的政治”构成部分的“诗化哲学”，事实上却在相当程度上为90年代自由市场体制塑造着相当惬意的主体及主体意识。如果说90年代文学“边缘化”主要表现为其丧失了曾有的社会冲击力的话，那么根源或许正在于“诗化哲学”所提供的审美解放方案的实现，因为“审美”摆脱文学（文化）/政治的结构而独立之时，也恰是比格尔所说的艺术体制与单个作品间的张力消失之时。"
- "更重要的是，在打破既有的语言与意识形态秩序之后，先锋小说家对于自己所创造的新的话语现实，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在颠覆了现实主义叙事成规乃至意识形态话语秩序之后，先锋小说中的主体叙述往往由性、暴力与死亡叙事构成。语言主体似乎因此而在没有任何历史限制与意识形态羁绊的自由空间中滑翔。而事实上，正是这些被一种看似属于“人类的原始的欲望”所支配的语言主体，却恰恰与90年代市场社会的扩张与“自由市场”的神话有着深度的合拍。"
- "比格尔的先锋理论值得重视的理由之二，是他提醒我们，在当前的历史处境下，我们应当以怎样更为恰当的方式讨论文学性问题。可以说，文学乃至文学研究的“危机”和“无效性”几乎成为讨论者的某种“共识”。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文学性”或否弃“文学性”无疑只是一种表态性的价值判断，不过是以一种“文学性”去争议另一种“文学性”，这种讨论仍旧停留在80年代那种“体系内批判”的水准。……为了实现对文学（研究）的自我批判，就必须首先对那些仍内在地制约着我们认知和理解文学的“文学体制”进行一种自觉的历史清理。只有跳出这一体制，“纯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性才能被认知。"
- "可以说，纯粹的、不仅跨越阶级也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纯文学”大同世界般的想象，正是80年代“全球化”想象在文学观上的投影。而90年代以来，“真实”地置身全立求政治/权力格局的历史体验，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写着人们关于“世界”的理想化想象。"
- "由此来看，不是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而是源自马克思的左翼知识脉络上的“全球化”想象，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论在建构其“世界想象”的思想资源。这或许正证实了德里克关于“全球化”的当代起源的论述：“全球化在当代的概念化的直接先驱者是现代化话语，它植根于被资产阶级（当时尤其是美国）称之为的‘文明'中，这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给它的选择。这两种选择虽然混杂在殊死对立之中，但它们都具有讽刺意味地共同致力于发展主义的目标，而且每一种选择都试图把后殖民世界的民族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在冷战格局中，资本主义阵营的“现代化理论”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革命”理论，其实都以各自的方式构想着它们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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