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深刻而富有见解的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的研究专著，非常彻底而全面地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新时期代表性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富有创新的研究(包括张洁、戴厚英、宗璞、谌容、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铁凝、刘索拉、残雪、刘西鸿，方方、池莉等重要作家)，发现女作家作品中时隐时现的女性视点与立场的流露，提出了女性写作的“花木兰式境遇”——化妆为超越性别的“人”而写作的追求，在撞击男性文化与写作规范的同时，难免与女性成为文化、话语主体的机遇失之交臂，并在有意无意间放弃了女性经验的丰富庞杂及这些经验自身可能构成的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与冲击。本书是国内研究新时期女性写作的奠基性著作。
本书作者戴锦华最早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和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成功地再解读中国重要女作家的创作，成为今天的一种范式。 戴锦华的强大和缜密超越了简单的女性立场。她有理论，但保着敏感和热情。她有视野与深度，不流于一声叹息。更可贵的是，她的视野穿越了学院，来到了广阔的社会中间，她看到繁华表象下遮蔽的另一种叙事。她是一个真正的思想精英。
戴锦华，北京人。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曾在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香港、台湾等数十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中国妇女文学研究》，《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十八例》，《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电影批评》，Cinema and Desire：A Feminist Maxism and Cultral Politics in Dai Jinhua's works等专著10余卷。
- 提出花木兰式境遇概念，剖析女性写作困境
- 运用女性主义视角，深度解读新时期女作家
- 探讨男女都一样话语下女性主体身份的缺失
- 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者
- 对当代中国文学史及女性写作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深入理解性别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思考者
- 理论密度高，建议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对照阅读
- 部分章节术语繁复，需耐心梳理逻辑脉络
- 绪论部分极具价值，建议优先精读以把握全书
- 戴锦华分析犀利深刻，但理论腔调较重
- 作为奠基之作，其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极高
- 文字气势磅礴，兼具学术严谨与情感张力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写作自身已然构成了对传统禁令的僭越。"
- "在类似的文学表述中，女性的牺牲者和反叛者常在不期然间，被勾勒为一个象喻，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用于指称封建社会的黑暗、矇昧、或下层社会的苦难。与此，将旧女性书写为一个死者，一个历史视域中的牺牲与祭品的修辞策略，阻断了对女性遭遇与体验的深入探究，遮没了女性经验、体验与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延伸。"
- "仿佛超越女性视野与女性体验是女作家写作必须达到的目标，而在现实层面上恪守‘女性’身份，却无疑是女性的本分。因此，施之于女性的双重标准，是通过一个特定的风格要求或曰规范来体现的‘"
- "1949——1979年间，女性文化和女性表述，在高歌猛进、暴风骤雨的年代隐匿了身影。 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了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悄然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虽然在政治、法律、经济上享有了相当多的权利，但相适应的女性意识及女性性别群体意识却处于匮乏、混乱，至少是迷茫之中。 发生在1949年以后的妇女地位的变化，很大程度是为外力所推动的，女性的自我及群体意识还比较低下，这与现实的变革产生了不相适应。一次原本应与现实中的妇女解放相伴生的女性文化革命缺失了。 关于「娜拉出走」 在那一反叛或出走的瞬间显影，尔后便是再度的无言与湮没。在这一特定的时刻之外，新女性的个体与性别生存是一种未"
- "“男女都一样”的话语及其社会实践在颠覆性别歧视的社会体制与文化传统的同时，完成了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的否认。“男女都一样”的表述，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但它同时意味着对男性、女性间深刻的文化的对立与间或存在的、同时被千年男性历史所强化、写就的性别文化差异的抹煞与遮蔽。于是，另一个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怪圈是，当女性不再辗转、缄默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规范的时候，男性规范（不是男性对女性，而是男性的规范）成了绝对的规范一“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
- "一如“花木兰式境遇”是新女性或难逃脱的文化困境，女性写作也仍可能成就某种“花木兰”式写作，某种以男性自居或化装为男人的写作。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女性所表达出的对社会、历史、人生的关注，不是女性对传统男性的特权领域的踏入，而是女性写作中间或可能出现的男性（准男性）视点，及以某种超越姿态完成的对性别偏见的重述。因此，“女性文学”又可能成为除却写作者的性别身份的一致外别无意义的称谓。 笔者更倾向于以“女性写作”这一相对明晰的提法，取代歧义丛生的“女性文学”的概念。它标识着对女性创作的作品及女性写作行为的特殊关注，旨在发现未死方生中的女性文化的浮现与困境，发现女作家作品中时隐时现的女性观点与立场的流露，"
- "从某各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准分享社会与话语权力的同时，失去了她们的性别身份与其话语的性别身份；在她们真实地参与历史的同时，女性的主体身份消失在一个非性别化的（确切的说，是男性的）假面之后。新的法律和体制，确乎使中国妇女在相当程度上免遭‘秦香莲’的悲剧，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加剧了‘花木兰’式的女性生存困境。"
- "一如不堪一击的个人，女热——新女性在完成了一个反叛的姿态的同时，成为了社会文化的放逐者，而非自我放逐者。女性写作更多地被读解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症候，用于指称弱者、畸零人与迷失客。同时，必然地用以指称民族或阶级的命运。女人或个人，似乎是一个寓言，一座低矮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