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影响力而言，宋育仁（1858—1931）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或者只能算是一位二线人物。王尔敏先生2006年曾有一篇专题论文，集中讨论宋育仁早期出使英国的经历及其富强思想，后收入《近代经世小儒》一书。王尔敏：《宋育仁之旅英探索新知及其富强建策》，见《近代经世小儒》，239～26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说宋是个“小儒”，不免有些委屈他（然王先生此书也收入论王韬、郑观应、薛福成、文廷式、盛宣怀、张謇等人的文章，比较起来，宋也算不上太过委屈），却也可以使人看出，宋育仁的确是一位长期被史家忽视了的人物。
这一现象已有一些改变。仅从数量来讲，专题研究论文已有二三百篇，近年更出版两本传记，一是黄宗凯等的《宋育仁思想评传》（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一是伍奕、多一木的《隐没的传奇：宋育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2013）。唯后书是通俗著作。即使是其著作，长期以来也只有《采风记》被人注意。本书编者也是在接受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后，才开始有系统地收集宋育仁的作品。限于出版要求，目前只能选出现存宋著中的一小部分，以供读者大致把握宋育仁思想的基本脉络。
宋育仁，字芸子，斋号问琴阁，四川富顺人。光绪二年（1876）十九岁（按中国传统算法），入成都尊经书院。时书院初创，学政张之洞为此投注大量精力。又两年，王闿运应川督丁宝桢请，入川就任尊经书院山长，宋育仁深受其影响。尊经书院对近代四川乃至整个中国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廖平、杨锐等皆是宋的同学，其他如吴之英、顾印愚等，亦矫矫之士。光绪十二年（1886），宋育仁中丙戌科三甲第四十六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光绪皇帝大婚，宋上《光绪三大礼赋》，一时文名惊动公卿。
但文士并非宋育仁的自期。处于近代危机之下，他对时务极为关注。光绪十七年（1891），宋写下《时务论》一文，开始有系统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对时局的见解。光绪十九年（1893），又在《守御论》中分析了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提出守御边疆的建议。光绪二十年（1894），经兵部尚书孙毓汶举荐，他被派充驻英、法、意、比四国二等参赞官，从而获得一个近距离观察西洋的机会。在英国期间，他非常活跃，与日人望月小太郎、英国名学者麦克斯？穆勒（Friedrich Max Muller）
参见钟永新：《麦克斯？穆勒与宋育仁的学术交往录》，载《宜宾学院学报》，2011（10），44～47页。、理雅各（James Legge）等都有交往。在这些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上，他写下了《泰西各国采风记》（通常称为《采风记》）一书，分“政术”、“学校”、“礼俗”、“教门”、“公法”五卷（“公法”卷未写完），对西洋各国（主要是英国）的政治、社会、宗教等情况做了广泛介绍。疑，这些评述都是以中国为参照的，从中不难看出宋氏最为关注的问题有哪些。
这一情况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其时大多数使臣的相关著作中。沟口雄三就发现，刘锡鸿的《英轺日记》和《英轺私记》的记录是有高度选择性的，主要和政教礼制相关——“这是一部礼乐刑政的英国版”（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258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
不过，宋育仁的外交官生涯只持续了一年。甲午海战期间，宋和几位洋人商议，准备向英国银行借款，购买船舰，袭击日本。此事被公使龚照瑗知悉，宋被令交卸职务回国。之后，宋积极参与了各种洋务活动，但因其不取激进维新派的西化取向，并不为维新派引为同志。刑部主事沈曾植尝戏称其为“乾坤一腐儒”，宋育仁因自名“腐史”。经川督鹿传霖奏请旨派，光绪二十三年（1897），宋回乡会同办理商务局，同时出任尊经书院山长，其间大力引介西学；又在重庆刊刻《渝报》，为四川第一份近代报纸；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与廖平、吴之英等人在成都依托尊经书院设立“蜀学会”，出版《蜀学报》。
戊戌之后，宋育仁的关注点更多投入金融财政方面。光绪二十七年（1901），宋育仁在西安行在上“理教务”、“理财政”两疏，拟具币制改革纲要。光绪三十年（1904），著论驳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琦（Jeremiah WJenks）的币制改革方案。光绪三十二年（1906），应江西巡抚吴重熹邀请，管理江西财政，同时任江西造币厂总办，一清积弊。光绪三十四年（1908），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杨士骧幕，任天津北洋造币厂总参议。此时，随着新政的大力推进，宋育仁也步入政治生涯中最活跃的时期，先后兼学部一等谘议、礼部记名丞参、民政部图志馆总纂、邮传部二等顾问、度支部顾问，以及礼学馆总纂，主编皇室典范。
1914年，王闿运主持国史馆，宋育仁应邀担任纂修。旋因上书袁世凯，要求推尊清室，而被批“妨害国家”，被遣送回乡。此后数十年，宋基本没有离开四川，而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讲学、著述上，先后担任四川国学院主讲、四川国学学校校长，发起成立成都国学会，创办《国学月刊》，主持编纂《四川通志》。其中，《国学月刊》自1922年创刊到1924年停刊，成为宋育仁论著的主要发表阵地。与此同时，宋也并没有放弃对时务的关心，除了介入地方性事业，也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内政治、社会状况，撰写了大量时论。他在四川享有极高声望，是时人艳称的“五老七贤”之一。
宋育仁可谓一个标准的“士大夫”：既是实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又是对这些事务予以反思、评价、规划的思想家。这两个身份交织在一起，使其和今天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也成为我们理解其学术观念的起点。他一生的思考非常多，不能在此一一谈到，但有一个问题是他终身以之思索的：如何评估中国传统的价值，中西新旧之间如何取舍。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面临的独特问题，而是那个时代读书人共同思索的对象，但他有自己的答案，而这个答案非常复杂，法被简单归入某一派的主张中。
早在1891年的《时务论》中，宋育仁的基本立场就已形成。他批评当时流行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习于夷者”，一种是“拘于墟者”。前者从时变角度着眼，以为“世局之变，非圣人所及知，外国之善治，又圣人所未见”，故中国欲富强，只有西化。后者则坚持认为：“中国自有法度，富强或圣人所不取”，师夷即是以夷变夏。宋育仁以为此二说皆是迷失“治术之本”之论。事实上，中国必须富强，否则，国将不立，何谈“致治”？而富强实与夷夏之辨关。另一方面，西化论的观点也法成立，盖中国的危机又是时代性的，自不能归罪古人：“世局虽变，富强之道则不变，岂可以己之术厚诬圣人乎？”为此，他展开了对圣人之道的再诠释：
以余观圣人之论治，先富而后教，由兵而反礼，其始务在富强，其术具在六经，而《周官》尤备。外国未习其书而能得其意，故专勤其始务，而遂收其初效。中国蒙承平而安之既久，书生不问时务，仕者守成法又不求经术，故习其书乃反亡其意，猝见外国之富强，震惑于心目，以为自古所未闻，圣人所不及，是非惟不知圣人之治术，并不知外国之富强何由而致也。诚求外国富强之故，乃隐合于圣人经术之用，则言救时之策者，孰有愈于复古乎？
宋育仁：《时务论》。已收入本书。
这段话的意义不容忽视，我们可以说，宋育仁的终生议论，基本不出此数句的范围。
宋育仁首先建立起了一个新旧对立的论述结构，并将自己的论点与此两种对立观点对比，以凸显其独特性。这种论述方式深为宋氏所喜。他在《经术公理学》中区分“新学者”与“墨守者”、“主旧者”与“维新者”，也是同样的理路。在他看来，新旧二派并实质差异。“今之所谓守旧者，护弊而已。彼惟未学于古，故不知今，以弊为旧。”
宋育仁：《复古即维新论》。已收入本书。新派也只是震惊于西人富强的表象而不明就里，故常常身“承旧染之余习”
宋育仁：《经术公理学》。已收入本书。而不自知。在此意义上，此两派实殊途同归。显然，在宋育仁的自我定位中，他走的是一条超出新旧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复古即维新”之路。在这方面，宋育仁的论证可分为几个步骤：
第一，“今中国之患弱而忧贫，路人知之矣”
宋育仁：《时务论》。，容矫饰。守旧者徒唱高调，于事补。必须直面事实，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问题，不变是不行的。
第二，与旧派刻意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不同，宋育仁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是特异的文化，相反，它最好地体现了“公理”，人类文明中那些最重要的道理，都已被中国上古圣人说清了：“公理之湮沉久矣，求知新者，明于公理斯可矣。公理岂自西来乎？一部六经皆公理。”
宋育仁：《经术公理学》。“‘《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实万国之公法，即万世之公法。”
宋育仁：《采风记》。已收入本书。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也就建立于这一普遍性之上。
第三，西洋各国之所以富强，正是耳食中国先圣言论之故：“先王创制之精，外国得其近似，而遂以致治。”
宋育仁：《时务论》。有此预设，他于是处处发现西学因袭中学“而小变其辞”的痕迹，并勾勒出了一条中学西传的道路：“泰西之学以日耳曼为宗师，日耳曼又以小亚细亚为鼻祖。小亚细亚由波斯通印度，实流传中土之绪余。”
宋育仁：《采风记》。论是天文历法，还是宗教学说，不如此。
《采风记》卷之四中多有此种言论。
第四，西洋人虽师法中国而“工于掩袭”，以求争胜，其意实“在破中国守先之言，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
天为物，地与五星同为地球，俱由吸力相引，则天尊地卑之说为诬，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两大，阴阳分贵贱，日月星不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拟不于伦，上祀诬而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据此为本，则人身上下，推之则家上下，国上下。从发源处抉去天尊地卑，则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权，妇不统于夫，子不制于父，族姓别，人伦处立根，举宪天法地、顺阴阳、陈五行诸大义一扫而空，而日食星孛、阴阳五行相沴、垂象修省、见微知著诸义概从删灭，自不待言矣。夫人受中天地，秉秀五行，其降曰命，人与天息息相通，天垂象见吉凶，儆人改恶迁善。故谈天之学，以推天象知人事为考验，以畏天命修人事为根本，以阴阳消长、五行生胜、建皇极、敬五事为作用。如彼学所云，则一部《周易》全是处，《洪范》五行、《春秋》灾异皆成瞽说，中国所谓圣人者亦知妄男子耳。
宋育仁：《采风记》。
换言之，西人有意打破中国的文化自信，中国人切不可上当。
第五，古圣既已先得公理，中国何故今日落败？此皆因中国遗失了这些真理所致，而其关键是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变。此前中国乃“干涉政体”，“朝廷事不干涉，所以去其害群而成其群体”。实行郡县制以后，则进入“君民上下各任自由之时代”，“君之与民，正如秦、越人之相视，肥瘠绝相感之情”，遂致“中国日益衰微不振”
宋育仁：《经术公理学》。。误入歧途，偏离了古圣指示的正确道路。故中国的确应“维新”，而“维新”也就是“复古”。在论述过程中，宋育仁已把中国文化中某些令他不满的因素“他者化”了，而自秦汉以来的历史，在整体上似乎一直在走一条错路（这并不意味一切皆昏暗比）。必须注意到，他对中国文化根本价值的挽救，是通过对三代以下历史的贬低换来的。
第六，基于以上理由，西洋的富强并不表明中国文化不行了，恰好相反，这正给我们“师古”的自信。宋育仁对西洋社会中的某些现象颇为不满，如“贫者救死而恐不赡，富者不胜其欲望之私”等，以为此皆因西人不明大道之故。他们的国家原理“不由伦理演成，不由家庭结合”，“不知公德执伦理而成规，公法自家庭而絜矩”。而要改变这一局面，“欲求国度之日进，必求人格之完全；欲求人格之完全，必明伦理之必不可易；欲知伦理之不可易，务知公理之所逃于天地之间。欲明公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