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导言 李达（1890—1966），字永锡，号鹤鸣，湖南省零陵县（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毕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890年10月2日，李达出生于湖南省零陵县岚角山镇一个佃农家庭。幼年随义父胡燮卿在零陵、江华、嘉禾等县读私塾，1905年考入零陵的永州中学，1909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两年后，因辛亥革命爆发，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回到家乡，1912年考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旋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习。 1913年，李达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公费生，入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理科，但不久即因病辍学回国；1917年初，再次东渡日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帝国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帝国大学理科。受十月革命影响，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5月，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并率留日学生救国请愿团回国请愿。请愿失败后，于同年6月再赴日本，毅然放弃理科学习，专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潜心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在此期间，他开始翻译郭泰 即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格尔曼?果特。的《唯物史观解说》、柯祖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 柯祖基即考茨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在《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发表的《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一文中认为，李达并没有翻译过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和高畠素之 《资本论》的日译者。的《社会问题总览》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后在国内出版。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续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分析了社会主义与政府主义的区别，并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 李达：《社会主义的目的》，载1919年6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9篇文章，向国内介绍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 1920年夏，李达由日本回国，立即投入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同年8月，他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后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此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1月，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出任主编，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党刊，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产阶级革命和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批判机会主义。李达为办好该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最困难的时候，他独自承担着从撰稿、审稿到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新青年》杂志自第8卷起改为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刊物，李达参加了该刊的编辑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李达积极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并旗帜鲜明地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假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 李达从日本回国不久，即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道，投入到反对以梁启超和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他先后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并把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批驳了梁启超、张东荪等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劳动阶级”不能提倡社会主义的观点，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原理。还从正面论述了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而不能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要实现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等重要思想主张，在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反对假社会主义思潮的同时，李达又投入了对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政府主义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在中国的传播也早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着优势。从1919年到1921年，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政府主义者，先后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反对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产阶级政党，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成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严重思想障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对政府主义的批判，李达在这场论战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一方的主将，他先后发表了《社会革命底商榷》、《政府主义之解剖》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对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批驳了其“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观点，指出各派政府主义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 李达：《政府主义之解剖》，载1921年5月7日《共产党》第4号。，阐述了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和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理论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政府主义的界限，澄清了政府主义制造的思想混乱，这场论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比较准确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免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 需要指出，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发表的一系列论著，还没有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发展道路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是那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局限。但他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对产阶级革命和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阐发，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李达作为中国最早系统阐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他所从事的理论著述和宣传活动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二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社会发展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李达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工作，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委托李汉俊代理党的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由于与陈独秀意见不合，1921年2月，李汉俊辞职，由李达接任代理书记职务，主持党的上海发起组工作，并具体负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讨论建党事宜，并在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商议后，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东京的党组织派代表到上海开会，亲自负责接待到沪的各地代表，安排代表的住处，落实会议会场。7月23日至31日，他与李汉俊作为上海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李达负责会务工作，参与会议文件的起草，并被选举为中央局宣传主任。8月，他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1921年9月，李达主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李达为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他革命书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著译书稿外，他还经常“一人承担”编辑、付印、校对、发行工作，在一年内，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 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列宁传》、《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等15种革命理论书籍。 李达当时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共产主义）丛书”11种和其他理念书籍9种，包括恩格斯的《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个出版计划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重研究” 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1期，1928年1月。的情况下，李达主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作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22年7月，李达以党的一大中央局代表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认为“马列主义理论仍须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自己“还是去专心研究理论为好” 《李达自传（节录）》，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 李达：《中国所需要的革命》，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1期，1928年1月。，遂离开中央机关，专心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用笔杆子来作战”。 同年11月，李达应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自修大学设有文、法两科，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组织教学，李达主持全校教学工作，负责“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载《新时代》第1卷第1号。，并辅导学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为学员系统讲授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 1923年4月，李达与毛泽东一道创办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月刊，并出任主编，《新时代》共出4期，每期印2000份，李达在该刊先后发表《何谓帝国主义？》、《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译文）、《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等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年8月，他在湖南《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连载发表长文《社会主义与江亢虎》，批判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鼓吹的所谓“新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官僚的社会主义”、“走狗的社会主义” 李达：《社会主义与江亢虎》，载湖南《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1923年8月14、15、17、19、21日。。 1923年夏，李达由湖南至上海与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就国共合作问题交换意见。此前，1922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决定了采用“党内合作”的形式与国民党进行合作。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李达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不同意“党内合作”的形式，而主张党外合作，保持党的组织的独立性。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致不欢而散，李达“当时即已萌芽了脱党的决心”，并“自以为专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即算是对党的贡献，在党与否，仍是一样” 《李达自传（节录）》，见《党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回到长沙后即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联系，同年秋，他在组织上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李达脱党的时间有不同说法：据李达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重新入党时写的自传是1924年9月脱党；1956年3月，李达在另一份自传中说是1924年初；李达在1928年7月《现代中国》第2卷第1号发表的《中国所需要的革命》一文中则说是1923年秋退党，此说与《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日刊登的《湖南李达号鹤鸣启事》关于脱党时间的说法基本一致，故取此说。，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