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先生之生平与思想发展（代导言）
……张君劢先生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国的思想；他是这一百四五十年间思考中国出路问题贡献最大之一人。
——胡秋原
张君劢（Carsun Chang，1887—196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具有多重面向的重要人物：他毕生追求民主，更因在《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创制中的关键作用而被尊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他在五四后期肇端科玄论战，首倡“新宋学之复活”，晚年致力于儒家思想复兴的撰著和宣扬，被公认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20世纪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理论代表人物，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国社党”）、 40年代“中国民主社会党”（“民社党”）的党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首要发起人，国共之间所谓“中间力量”（“第三种力量”、“第三势力”）的领袖人物。
然而，正如胡秋原先生所指，张君劢毕生最为核心的思想，“也就是改造和再建中国的思想”。 从五四时期开始，贯穿其一生，张君劢不断地、有意识地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提出自己的民族国家建设构想；而从更直观的字面来考察，“立国”、“建国”、“民族建国”（nationbuilding）这些语词，早至1906年的《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直到临终前的《老当益壮之自白》、《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在张君劢之思想文献中不断地重现与回旋，我们确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将“民族建国”视为其有意识的思想建构与追求。在这篇代导言中，我就将以“民族建国”作为主要视角，在整体上勾勒张君劢先生之生平与思想发展，为读者阅读本卷提供一个大略的背景。因“代导言”篇幅有限，关于“民族建国”之概念界定与历史背景，详参拙著《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第一章，本“代导言”亦是在第一章第三节基础之上去除注释修订而成。
一、早年（1887—1919）
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号立斋，行世之英文名为Carsun Chang，祖籍江苏宝山，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嘉定一世家望族。其祖父张铭甫曾在四川历任知县十余年，颇有政绩，且博学多才，“尤邃于宋儒义理之学”。其父张祖泽则奉祖命以医道传业，亦为一方名医；张父后来“经商挫败，景况萧然”，全靠张母刘氏筹划有方，能于俭约之中“不失诗礼家风”，张君劢诸兄弟亦得母教尤多。
六岁那年，张君劢入家塾读书，“善读亦善嬉戏”。1897年，十二岁的张君劢奉母命入上海广方言馆求学。在广方言馆，张君劢接受的是半西半中的教育，四天英文，三天国文。四天英文除了学习文法之外，还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和外国历史，上午授课，下午则自修或体操。国文系由当时广方言馆的名师袁希涛（观澜）指导，主要是研读“三通”（《通典》、《通志》、《通考》），学典章制度舆地，做策论，这开启了张君劢对于政治制度的兴趣。此外，张君劢自己还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朱熹的《近思录》。据张君劢后来回忆，他对《近思录》的研读特别用心，每天天不亮便起床高声朗读，而且为示虔诚，阅读前要先净手，并焚香一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君劢早年对于新儒学的兴趣。
1902年，仍在广方言馆学习的张君劢参加了宝山县的考试，成为秀才。第二年春，马良（马相伯）在上海创立之震旦学院招生，张君劢偶然看到《新民丛报》上所刊登的震旦学院招生新闻以及梁启超所写的《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他深受梁启超“中国之有学术自震旦学院始”的刺激，设法缴付了高昂的学费，进入震旦学院学习。震旦学院的课程全由马良亲自以拉丁文讲授，张君劢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勉强跟上，至第二个学期，终因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辍学。之后，张君劢转入收费较低的南京高等学校，不及一年，因为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而被校方勒令退学；他本欲出国留学，终因家人反对而作罢；旋赴湖南，先后任教于长沙、澧州及常德等地之中学，教授英文，前后两年。
1906年，张君劢的留学意愿终获家人之允准，并很快得到了宝山县的公费资助，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宝山县的公费原是资助张君劢学理化，但是他却执意要入自己更感兴趣的政治经济科，所以半年后便被停止了资助。不过，张君劢很快便找到了维持生计的办法——为梁启超所主编的《新民丛报》撰稿。由此，他也结识了自己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并从此成为梁得力的助手和追随者。1907年10月，梁启超筹组“政闻社”并发起宪政运动，张君劢为其中之骨干，并曾一度代表梁回国从事立宪活动。
留日数年亦是张君劢同西方学术正式接触的开始。其时的早稻田大学，正是日本传播现代自由思想的桥头堡。从曾为张君劢授课的老师和张君劢曾经使用、研读的教材、书籍看，他所接触的现代西方政经思想颇为广泛。不过，张君劢留日时期的思想和行动的脉络显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思想。从思想的脉络看，首先，张君劢生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摘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集大成者弥尔（John Mill）的代表作《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而成，由译文可见，张君劢对于弥尔思想的理解和把握都颇得要领；其次，据张君劢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回忆，对于早稻田大学四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选修浮田和民（Ukita Kazutami）所讲授的政治哲学，教材则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John Locke）的名著《政府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最后，张君劢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其释义的时候，也明确地将自己宪政思想的根源追溯到其留日时期所接受的宪政民主思想。而从政治行动的脉络看，张君劢留日时期所从事的立宪改良活动与英美自由主义的要旨无疑是相契的。除了英美自由主义之外，由于当时日本学界颇为推崇德国学术，张君劢在留日时期也已经开始倾慕德国的学问：他曾在早稻田大学修习德文三年，研读德国的经济学和宪法，而且萌生了日后到德国留学的想法。
1910年，张君劢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参加清廷学部专为留学生举办的科考，名列优等。1911年参加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所谓“洋翰林”。不过仅仅数月之后，清廷就覆亡了。张君劢回到家乡宝山，出任县议会议长，并发起国民协会和共和建设讨论会，后与其他社团合并成为民主党，以汤化龙为干事长，张君劢名列三十常务员之一。不久，发生了外蒙古“独立”事件，张君劢和黄远庸、蓝公武等人创办《少年中国》，张君劢发表《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因言辞激烈而触怒了袁世凯，人身受到监视和威胁。在梁启超的建议下，1913年岁首，张君劢去国，取道俄国赴德留学。
张君劢到德国之后，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具有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的资格，所以只需听讲一年，便可提交论文参加博士考试。不过张君劢在德国的学习看来却无甚心得：他的德文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另外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当时他仍未逃脱清末民初为改良政治和救国而求学问之风气的影响，并没有深入地去了解每一种学派背后的“哲学”背景。另外一个现实的影响是，次年秋天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就把心系时政的张君劢的注意力全部牵引了进去：他在寝室中挂起战略地图，精研战情；他到欧洲各地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到过比利时战场的前沿；1915年秋，他还远赴英伦实地旁听自己倾慕已久的英国议会的运作——也正是在那里，他听说了袁世凯酝酿复辟的消息，决意回国参与倒袁。
1916年春，张君劢经西伯利亚返国，先抵杭州，任浙江交涉署署长，参与浙江脱离袁世凯的运动，不久辞职，转赴上海担任研究系重要文化产业——《时事新报》的总编辑。是年冬，张君劢判断德国必败，力主对德宣战出兵，乃将编务交与好友张东荪，自己则北上，先说服梁启超，再与梁启超一起四处游说段祺瑞等北洋军政要人。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张君劢与中枢政治牵涉颇深：他先是出任段祺瑞任会长的国际政务评议会的书记长，并陪同梁启超穿梭于北洋政要和各国公使之间进行游说；段祺瑞驱除张勋、“再造共和”之后，研究系因襄助有功，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张君劢则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梁启超、张君劢原本希望通过使研究系主导新国会来实现其政治主张和抱负，然而不久就成为了北洋派系内斗的牺牲品：梁启超随段祺瑞下野而去职，1917年年底张君劢也转任北京大学教授。心灰意冷之下，张君劢大感救国应先治己，立意未来一年学书写《圣教序》，读汉书，习法文，编大学国际法讲义。不过，“治己”看来仍是为了救国，张君劢并未忘怀政治：1918年10月，张君劢从日本考察回国不久，便致函总统徐世昌，提出应对巴黎和会的具体建议。不久，张君劢又在梁启超的力邀之下奔赴上海，一同踏上了赴欧考察巴黎和会的行程。这次历时三年的欧游对于张君劢的思想和生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民族建国思想的初步成型（1919—1929）
欧游的第一年（1919年），梁启超、张君劢一行人主要在巴黎拜会各国政要，并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冀望中国能以战胜国的姿态收回权利，提升国际地位。不过，《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尤其是中国在山东（青岛）问题上的外交大挫败，却让张君劢非常不平和沮丧，再加上他对民元以后腐败恶浊的议会政治的失望和反省，张君劢深感此前将精力专注于国际法和外交政治对于国家人类可谓徒劳无益，他决意转而“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国之最基本的力量”，求一种“最基本的方法”，来对“民族之智力、道德与其风俗”加以研究。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君劢遇到了倭伊铿（Rudolf Eucken，1846—1926）——这位当时以“精神生活哲学”著称，并与主张“生命哲学”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一同被视为其时欧陆非理性主义思潮泰山北斗的著名哲学家。1920年1月1日，梁启超、张君劢一行人赴倭伊铿家中拜访。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张君劢被倭氏的人格魅力和哲学涵养所深深打动，决意师从倭氏。待梁启超等人回国后，张君劢便正式移居耶拿，从倭氏攻读哲学和哲学史；此外他还每年两赴巴黎，听柏格森授课。正是在这一时期，张君劢开始了对康德以来的德国现代唯心主义哲学与文化的整体研习。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陆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创伤，尤其是其时欧洲思想界所弥漫的对于自身文化的危机意识和倭伊铿对于儒家思想的格外褒扬，使得张君劢亦开始正视自己从少年时代开始即已深受濡染的儒家思想的价值。可以说，师从倭伊铿学哲学是张君劢生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其思想开始成型并逐渐趋于成熟的肇端。此前，张君劢的思想与行动几乎完全围绕着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外交问题而展开，对于文化和哲学问题则甚少措意；而现在，他开始真正进入思想的堂奥，对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潮流与制度也每每能从思想与哲学的深层背景来加以观察和思考——张君劢曾非常感性地将这种巨大的转变称为“去了一政治国，又来了一学问国”。
不过，对于张君劢而言，“学问国”真是“来”了，而“政治国”其实也从未曾“去”。欧游三年，张君劢身处的欧洲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动之中：由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肇端的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浪潮亦正席卷欧洲，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成为一种广泛传布的“新潮”。当其时，欧洲政潮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俄、德两国的革命及其后续的政制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的，本质的分歧在于究竟是走激进的暴力革命之路，还是走渐进的议会民主之路。在师从倭伊铿学哲学之前与之后，张君劢都曾在欧洲各地考察，并广泛拜访了其时欧洲各国的政要——特别是魏玛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诸领袖，其中包括他非常倾慕的魏玛宪法之父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