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一位三十七岁的神父告别了孤寂的教会生活，离开了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的住院，走进了正在蓬勃发展的上海洋场。这位神父一身儒雅，十分了得，当时已经精通法、英、拉丁、希腊、意大利文，后来在外交场合又学会了日文、朝鲜文。这位“下海”的神父，是天主教会培养出的江南才俊，实际上是被急需洋务人才的李鸿章用强硬手段从上海挖掘出来的。举目清朝十八行省，除了他的弟弟马建忠，很难找出第二个“精通七国语文”的人。李鸿章搞洋务，办外交，最需要这样“一以当十”的人才。从此，李鸿章的幕府人才库中，又多了一位全才人物，他就是和五口通商以后中国之命运相终始的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学名乾、良，一字建常，另字志德。他活了一百岁，被称为“人瑞”，实在是近现代中国的“百年之子”。1840年，马相伯诞生在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的一个天主教商人家庭，原籍是同府丹阳县的马家村。那一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鸦片战争爆发。1939年，马相伯参与抗战，从上海辗转到越南谅山，在一座荒凉山洞里逝世。那一年，中国东部的大片疆土在日军的炮火中沦陷。按中国传统的纪岁方法，马相伯活了整整一百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岁老人”，称得上是“人中之瑞”。但是，中国人在清朝的专制统治下，拖着辫子艰难曲折地走向世界，道途并不顺利。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长寿，对本人来说并不全是一件幸事。马相伯常常不喜欢自己的高寿，自陈“寿则多辱”。1939年，抗战大后方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用大幅版面为这位“人瑞”祝寿，历经沧桑的马相伯却自嘲地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拿破仑有一个著名预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醒来将震动世界。马相伯生活的一百年里，中国各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是没有“苏醒”，更谈不上“振兴”。一百年里，变则变矣，巡抚、总督和皇帝不见了，代之以军阀、省长和大总统；县学、书院和翰林院不见了，代之以中学、大学和科学院；秀才、举人和进士不见了，代之以学士、硕士和博士……不断的社会运动，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贫困、混乱、腐败、贪婪、不公正、不负责任的现象到处都是，中国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是，“多难兴邦”，“乱世出英雄”，激荡的一百年里，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大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特立独行，艰难问学，最终卓然成家。
说实在，作为一个学者和思想家，马相伯的著述并不多。尽管后人编的《马相伯集》是厚厚的一本，但与他学富五车的中西学问相比，实在还是九牛一毛，而且系统性不够。作为学者，他留下的有系统的作品只有一部哲学教材《致知浅说》。1903年，他创办的震旦学院开学，即行编写了这部有关西方哲学的教材。从《致知浅说》来看，马相伯确实是20世纪初难得的一位真正理解哲学含义的中国人。他借用朱熹《大学章句集注》中对“致知”一词的定义来翻译“Philosophy”。“‘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殆即西庠所谓Philosophia，译言‘爱智学’者欤？”按，Philosophy的本义为“爱智慧”，明末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已经用了“爱知学”。清末外国传教士倾向于用“格致学”来对译Science（科学）而不是Philosophy（哲学），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在《万国公报》上把培根的《新工具》翻译为《培根格致新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收入的是声光化电的新技术。马相伯受天主教耶稣会训练，并没有把科学和哲学完全分离，仍然把格致学广义地理解为哲学。或者说，把科学归入哲学，其只是格物致知的某种阶段，一种手段。马相伯对Philosophy的理解比较传统，具有天主教哲学的印记，但从今天科学主义思潮过后的哲学史观点来看，倒是比较全面，比较深入，因而也比较正确一些。
1851年，马相伯从家乡江苏丹徒来上海，先是投亲在他的姐夫朱家，当年就进入了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刚刚创办的依纳爵公学。这所学校对外也称徐汇公学，后来就发展为有名的徐汇中学。此前，除了马六甲、澳门和香港有新教传教士举办的西式学校之外，中国内地的西式中等学校以徐汇公学为最早。按耶稣会的本土化策略，也鉴于当时中国文化的强大态势，徐汇公学给天主教会培养人才，就必须让中国孩子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徐汇公学除了研习西学之外，也必须教授经学。马相伯在家乡已经发蒙，“四书五经”有些功底，便在那里带教其他学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最亲近的老师，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是一位汉学家。晁德莅精通中国经典，一生的功业就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作品翻译成了一套拉丁文的《中国文化教程》（Cursus Literaturae Sinicae, 1879—1883）。马相伯帮助晁德莅解读“四书五经”，晁德莅也教会了马相伯从欧洲学术传统来理解中国经典。这种跨文化的学问互动增进了师生间的友谊，他们两人是一生的朋友。马相伯之所以能够比其他学者更早地会通中西学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862年，马相伯升入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成为修士，决心投身教会事业。经过二十余年的通商、传教，上海人已经注意到“坚船利炮”背后的西学。据后来的回忆，这一时期的马相伯和三弟马建忠仍然还在尝试举业，但真正的学问取向显然已经更加西化。法文、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已经打下基础，神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是造诣不浅。据教会材料，徐家汇的耶稣会神学院办学水准相当高，课程水平达到巴黎的标准。上海徐汇公学和耶稣会神学院教授的欧洲哲学和科学知识，在远东没有第二家。马相伯的高水准西学，并非个案。他的同班同学李杕（问渔，1840—1911）神父后来在徐汇公学、震旦学院都担任科学、哲学教习，同光年间也做了大量西学研究、教授和传播工作，只是很不为外界了解。
1876年，马相伯在按立为神父之后，终于因为各种原因脱离了教会，离开了徐家汇，转而投身到淮军系统将官主持的洋务事业。先前，情同手足、合居一室的三弟马建忠已经于1874年脱离教会，加入李鸿章的幕府，并留学巴黎，一时看去前程远大。马相伯的学问兴趣，也在这几年里从神学和哲学，转向了天文学、几何学和力学等科学知识。马相伯刻苦钻研，到了夜不能寐、昼生幻觉的程度。同光中兴时期，科学是新政的学问，可见马相伯的思凡之心已萌，经世之志已定。他决计步二哥马建勋和三弟的后尘，加入如日中天的淮军系统，充当幕僚。
在淮军系统当幕僚期间，马相伯到过神户、平壤，也去过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所有工作，就是写公文，办洋务，处理中外纠纷，推动新式事业，无须著述做学问。马相伯够得上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标准，他的长处在于能够从欧洲古典文明的脉络来理解西方的崛起，还能够从近代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同经验看清朝的新政，这在当时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把马相伯与王韬、郑观应、马建忠、伍廷芳同列为“沿海型改革家”（Littoral Reformer），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按后来的教科书，把他们称“早期改良派”，思想较康有为、梁启超落后，则完全错误。他们是同光年间真正懂得世界事务，又对改革有切实主张的少数几个人。非常可惜的是，作为一个大学问家，马相伯这一时期留下的著述很少。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他出众的洞察力和广阔的世界观也没有得到应有发挥。类似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的著述，马相伯只留下了寥寥数篇。1896年之前的作品，我们暂时还只见到方豪先生搜集到的《上朝鲜国王条陈》、《致朝鲜京畿道金宏集书》、《改革招商局建议》三篇。马相伯投入李鸿章及其他淮军将官幕府之后，和三弟马建忠一起经历过无数风浪，《中法新约》（1885）、《马关条约》（1896）、《辛丑条约》（1900）的签订都和两兄弟有关。1895年，马建忠将自己游记、日记、奏折、条陈、电稿、书信集中，刊印了《适可斋记言记行》，马相伯却没有留下自己的“记言记行”。
马相伯述而不作的个性，大概和耶稣会注重口头宣道，不鼓励著书立说的神父训练有关。但是，马相伯早期著作缺失的更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天主教会与清朝士大夫社会悬隔太深，社会上不需要、不理解耶稣会的学问。同光年间，西方教会和中国社会之间还隔着一堵墙，马相伯的西学只能在教会研习，它的社会传播却被隔离了。上海是五口通商以后西学传播最充分的城市，但在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之前，西学并不流行。英、美新教传教士的医疗、学校、出版、新闻等间接传教事业虽早就举办，但只是在戊戌前后才普及开来。所以，马相伯没有留下早期著作，和这样保守的大环境有直接关系。
1893年以后，马相伯连遭厄运。当年，他的妻子携襁褓中的幼子回山东娘家探亲，因海轮失事罹难；1895年，虔诚信教的母亲沈氏去世前，对他离开教会深有责备；1896年，《马关条约》签订，马氏兄弟再次被“清流党”舆论指为汉奸。内忧外患，马相伯很是沮丧，终于决定在离开耶稣会二十余年以后，回到徐家汇，息影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老楼。这时候的马相伯，决心抛开红尘，一心著述。马相伯的归来，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西隔阂这堵墙，他可以把西学传播到社会，也可以把外界对西学的需求引入教会。可惜，马相伯这样的著述开始得太晚！更有甚者，六十多岁的马相伯，不久又复出了！人在徐家汇，心在张园、福州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立宪、光复运动。辛亥革命以后，马相伯又北上参政，经年不归。种种活动令他不遑教课、写作，很遗憾没有留下更多的学术作品。
马相伯深厚的中西文化学养未能充分彰显，这是中国学术的重大缺憾。马相伯是一流学者，这一点既可以从《致知浅说》中看到，也可以他审定、刊印的《马氏文通》予以印证。学界对记在马建忠名下的《马氏文通》评价甚高，认定其是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我们相信，马相伯是本书的作者之一，马氏兄弟的感情、经历、学问和思想，几乎完全一致。马相伯的学识，肯定不在他的弟弟之下。1904年，马建忠去世多年之后，马相伯整理、删定了《马氏文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马氏“难弟难兄”（王韬语）的学识，如当时学者承认的“严、马、辜、伍”（章太炎语）一样，均属于第一流。
原想避开红尘，避静，反省，著述，终老于此。然而，风动，幡动，终而心动，马相伯并不能逃离政治。无论是住在市区八仙桥附近的马家豪宅，还是躲在土山湾慈母堂附近的一座三层楼房，门前一直都有青年学生来叩门，向他求教西学。到八仙桥、徐家汇跟他学拉丁文，听他讲西学、洋务掌故，谈未来中国社会理想，这是从戊戌到辛亥，乃至抗战前上海学界的时髦。包括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王造时、史良在内，连续有几代人向马相伯执弟子礼，拜这位老人为师。1901年，蔡元培主持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师范特班，带领全班24名学生，天天到徐家汇向马相伯学拉丁文。清晨五点，蔡元培带着学生从公学步行来到土山湾，等候马相伯醒来，做完晨祷，跟着老人的口型练习外文。无论寒暑，毕恭毕敬，当得上程门立雪的故事。这批学生中，有后来彪炳中国文化史册的黄炎培、胡敦复、胡仁源、李叔同、谢无量、于右任、邵力子等。为了传授拉丁文，马相伯编写了《拉丁文通》，该书应该就是中国第一本通行的拉丁文教材。
1898年春天，康有为、梁启超骤得光绪皇帝的信任，6月11日发布定国是诏，开始了百日维新。曾经在上海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的梁启超，从北京急电徐家汇，邀请已经退隐的马相伯出山主持议定了的译学馆。马相伯搭架子，以年老为由不愿北上，要求把译学馆迁来上海，与徐家汇的耶稣会合作，两人在书信往返地商议着。梁启超还向光绪皇帝推荐这位奇才主持全国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新学科建设。因为百日维新的夭折，这些事业没有成功，否则马相伯就是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了。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筹办立宪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