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当代学者之所以熟悉汪康年，或者说汪康年之所以会成为当代学者研究的一个中心人物，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一部《汪康年师友书札》。的确，这部书札很能说明汪康年的历史地位——思想并不那么前沿，政治上也不是居于一线，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大事的汪康年，却凭借他的报人职业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把那些在思想上或政治上都比自己高大的（当然也有比自己稍矮小的）人物都结纳于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历史人物群体的网络，也使自己成为居于晚清思想和政治漩涡中心的一颗明星。因而汪康年的著作本身尽管思想闪光点并不多，但这些平实而勤勉记录的著作，却是他当年伴随变动不居的思想、政治潮流，及时而勤勉地对思想界和政治界的变动加以记录或评点、广泛地与思想界和政治界各种人物进行交流与摩擦的忠实记录。因而汪康年也就成为当代学人了解或研究那个时代思想、政治、文化的一个难以绕过不顾的历史人物。 汪康年，初名灏年，字梁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中年自号毅伯、毅白、初官、醒醉生，晚年号恢伯。这一连串不同时代所取的名、字、号，决不是没有意义的。 杭州汪氏是从徽州移居来的经商致富的大家族，但自汪康年祖父一代开始，家境就每况愈下。到1860年1月25日汪康年出生时，其父亲基本上没有从上一代那里继承到什么家产，只能依靠八品微职微薄且时断时续的俸禄，艰难地维持全家的生计。而且生逢乱世，幼年的汪康年不得不随父在浙、赣、粤间奔波，一面在其父亲的督导下读书。因此在这个时期，汪康年及其家人最期望的是“丰年穰穰”、“降福穰穰”，摆脱贫困的家境。 1882年，汪康年父亲病逝，作为长子的他不得不早早挑起养家的重担，先后在杭州任书局分校、王文韶姐姐家坐馆，同时继续学业。他的勤奋学习，换来命运的转机：继1886年入钱塘县学后，1889年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同年秋中举人，1892年成进士。1890年，他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招，到武昌为其孙子教读。继而又充任两湖书院的史学斋分教，在湖北志局参与省志的编校工作。1893年湖北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受张之洞之命任编辑，翻译西学书籍。在湖北的六年时间里，汪康年不仅得以拜在权臣张之洞的门下而得到帮扶，并积累了人脉，积累了政治经验，也积累了西学素养，奠定了他日后办报论政、开展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汪康年对国家的内忧外患状况越来越担忧，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越来越关心。 1895年中国对日战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分界线，也是汪康年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1895年后，汪康年离开湖北到上海，列名上海强学会，参与创办《时务报》，积极从事变法活动，开始了报人、政论活动家、政治改革鼓吹者的人生历程。他也为自己人生道路的这一转折点树了一个标志——为自己取新号“毅伯”、“醒醉生”。确实，这个时代的国家、民族，亟需汪康年这一代人走出蒙昧，坚毅救国；志在爱国、强国的汪康年也决然为变法救国而做启蒙宣传，而坚毅前行。 在这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汪康年也的确在为实现他的政治改革追求而坚毅行进。在戊戌维新时期，他主持《时务报》，并且亲自操笔撰文，为变法运动的开展而鼓吹呐喊，也积极参加各项改革活动，如参与发起组织学会、创办新学堂、译印西学书籍等。戊戌变法被镇压，但他没有改变通过改革以救国的努力方向，一面通过他所主持的《中外日报》等报刊继续鼓吹变法，一面参加了组织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活动，力图通过争取东南各省督抚的支持，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至自立会和中国议会也被镇压，汪康年仍然寄望于清政府的自改革，因而一面极力劝告国人不要躁进而要耐心等待，一面继续推动政府实行真正的改革。但结果却是越来越令汪康年失望、担忧、丧气：一面是国民的“躁进”而失去耐心，一面是政府的拖沓欺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汪康年改号“恢伯”。 无论这是恢复的“恢”还是谐音的“灰”，我们从中体味出的是一种消极、保守的意味——当然，这更是后人根据事实所做的一种推断。1907年以后，汪康年逐渐丧失了此前曾有过的一点积极进取、冲破旧秩序的勇气和力量，更多的是一种坚守旧秩序的暮气，以及面对社会潮流涌进的张皇。他不仅斥责革命是“祸患”，一些要求缩短立宪预备期的立宪派也被他指责为“喧哗之徒”，责备废约保路爱国运动是不顾“大局”，指斥那些批评清政府的报刊是 “侮慢”、“轻藐”、“言论之过其界限”，甚至清政府进行的法制改革也被他责难为太激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且迅速向全国各省蔓延，旧王朝、旧秩序即将垮塌，忧心如焚的汪康年撑持病体为朝廷最后一次尽忠，提出了“以收拾人心为第一要务”的建言，但已无济于事。11月3日汪康年逝世。三个多月后，汪康年真诚维护的清王朝宣告退位。 汪康年在他的52年生涯中， 16年办报，创办并主持的报刊有6家，期间还为这些报刊撰写了大量的论说之文；又善于交友，多以书信与友朋讨论国家局势和政治，交流信息和情感，或向当政者建言献策。汪康年病逝后，其弟汪诒年辑录了他发表于报刊上的部分文章，以及所留下的文稿、书信底稿等，先后编辑成《汪穰卿遗著》（八卷，1920年铅印）、《汪穰卿先生遗文》（上、中、下三卷，附《汪穰卿先生传记》七卷，民国间铅印）、《汪穰卿笔记》（八卷，1926年版）三种。可以确信，《遗著》、《遗文》所收录的只是汪康年作品的一个部分。本书编者以《遗著》、《遗文》为底本，翻阅了汪康年创办和主持的报刊汪诒年在《汪穰卿遗著》卷首目录后做说明：“《中外日报》中先兄所为论说颇多，于时事尤有关系，然曩昔报章通例，率不署撰著人姓字，故何篇为先兄所撰，颇未能确知，不得已谨从盖缺。《京报》之论说亦不署名，幸溧阳汪君仲卓始终其事，于论说之著作人尚能一一识别，故据以缀辑。汪君之厚谊不敢忘也。《刍言报》文字皆先兄一人所撰，无他人之作羼入其间，几于悉数编入，是以卷帙独多。” 故《遗著》、《遗文》中收录的汪康年文章，以辑自《刍言报》的居多，其次是《时务报》和《京报》，经营时间最长的《中外日报》反而缺失。 ，也调查了已知的汪康年存世的书信等作品，拾遗补缺，共得420余篇。按照汪康年论著的内容，本书分为六个部分（七篇）： 第一部分“变法篇”，是汪康年阐发其政治改革思想的文章。通过政治改革来救国、强国，是汪康年自甲午以后坚持不变的追求。但这十多年的政治改革追求是一个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汪康年的变法思想实际上还是有具体变化的。 汪康年明确提出政治改革思想是在甲午以后，本书的“变法篇（上）”所收录的就是这一时期汪康年的文章。最能够代表他在这一时期思想锋芒的，是1896年9月《时务报》第四册上的《中国自强策》（上、中、下），其中大胆提出了以兴民权、设议院为纲，以改革政府机构，遍设学堂、报馆、巡捕（警察），以及招商以平道路、浚江河、开铁轨、通电报、制钞币、立银行、正税则等改革措施为内容的变法自强策，认为“如此行之十年，国以富，兵以强”；以及在第九册发表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主张“复民权、崇公理”，以“与西人相角”。三年期间，汪康年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十余篇对改革运动及与当时局势“皆极有关系”、“对于朝野上下苦口危言，日以救亡图存之策相劝告”（汪诒年评语）的文章，起了很大的变法宣传作用。从这些文章看，戊戌时期汪康年的改革思想颇有魄力，颇有雄心大志。 “变法篇（下）”所收录的则是1900年以后汪康年在自己创办并主持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书信。在这一时期汪康年所要求的仍然是变法——政治改革，但与戊戌时期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在戊戌时期，汪康年虽然也是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自改革，但戊戌时期更多的是敦促，是要求，而1900年以后更多的是强调依赖和等待——从策划自立会试图依赖地方督抚的支持，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到提出《整理政法纲要》，试图依赖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支持光绪执掌政权，而后“将国家之事重行整顿”；到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一味要求“薄海臣民”以“实事求是之心”静静等待，反对“喧哗躁进”，主张“不应冀其进行之过骤”。 二是提出变法主张更为具体。在戊戌时期，汪康年变法主张的表达，更侧重于理论阐述，更多的是像《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这样的宏篇高论；1900年以后，汪康年的变法主张更侧重于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更多的是如《整理政法纲要》一样的建言改官制、清户口、厘正赋税、整饬财政、兴利源、兴教化、通达道路、改正刑狱、讲求外交之法；像《上政府说帖》一样建议扶助华人自行传教、处置赫德、处置盛氏、整饬税务、铸金币、招华商办理国内商务、招求海外人才、慎用外人、慎重商约、用人宜慎等等的变法方案。在报纸上发表的，多是围绕发辫该不该剪，服色应不应当更易，刑律应当怎么改，军国民教育可不可实行，以及臣民应如何配合改革等等之类规范变法行动的说教。 第二部分“报人篇”。作为近代中国较早的民间报人之一，汪康年创办或主持的报刊先后有六家。在这个过程中，汪康年始终是以报人作为自己唯一的职业身份。所以，他既不同于传统的“文人论政”，而是以大众传媒为讨论和评说政治的论坛。同时也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政治家报人，始终是以民间报人的立场，坚持独立办报，不屈从于外国势力和满清政府的压制。他也不仅仅是利用报刊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途径，他对如何办报有自己的思想——新闻思想。也就是说，汪康年是在一定的思想观点的指导下办报的。这部分所收录的50余篇文章，正体现了汪康年的新闻思想。 汪康年对报刊地位和作用有自己的认识。他在《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中说，报刊的重要性首先是“能通消息，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内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内。在事者得诉艰苦于人，僻处之士，不出户庭而知全球之事。”公开、迅速和普及的特点，沟通信息、传播新闻的作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同时，报刊可以发挥动员全国之人起来救国的作用。在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下，“欲作民气，振民心，定民志，必在于崇清议。清议于何宣之？必宣之报。是则报也者，固振聩发聋之要品也”。他还在《京报》上专刊《论报章之监督》一文，指出报刊还有一个应负的社会责任，即监督政府。汪康年认为：“报章者，所以监督政府，而谋社会之公益者也。故于政府之得失，社会之利害，或誉扬而赞成之，或防维而纠正之，报章之职分宜然也”。并且也使官与民上下沟通：“使官之所为，民无不知之。民有所苦，官无不知之。”即上情下传，下情上达。 政治的良性发展、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互相沟通都离不开报刊，所以他主张政府应当放开对报刊的限制。他在《论粤督限制报馆》、《论报馆挂洋牌之不可》、《论朝廷宜激厉国民多设报馆于京师》、《通报停闭感言》等文中，批评政府的舆论压制政策，指出同治以来，中国人办的报刊虽不少，但“于时事多未敢深论，论之或辄致殃咎”，原因在于政府不能容纳批评意见，这实际上是政府“自欲斩刈新机，歼刬国脉”。因为这不仅是政府“自示畏缩，且适表明政府必无容直言、奖气节之美德”，而且必将导致官与民离，民“则永与政府相抗相隔……上下新旧满汉之间，相离亦益愈甚”。他一再呼吁政府给予报刊自由发言之权利，以“力纠政府之过失”，也以“监督社会”。他多次上书当道，要求尽快制订报律，使民间开设报馆合法化，从法律上保障民间报馆的生存权利，也以法律规范报刊的行为，以为中国报刊争取一个较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汪康年更为重视的是报刊自身的建设。他在《论报章记事关系个人及社会之分别》等文中，认为办报者及报刊要有“报识”和“报德”。所谓“报识”，主要是指报人的新闻敏感，能及时反映民众呼声、时代潮流、社会和政治动向，否则就是丢掉了“报识”。但他更强调“报德”，认为报德是报刊的生存基础，因为报刊的一大使命是监督政府、监督社会，这就更要报人自身讲求道德。而且报刊是“代表舆论之机关也。既为舆论之代表，则其一言一语，皆将为社会所信仰。夫以社会所信仰，而不自保其名誉，自尊其资格，自重其价值，而信笔书之，率意言之，人将不信仰我”。所以他经常强调报刊的报道或评论“必有根据”，不应该捏造或夸大事实，“以骇人听闻、并不确实之消息布散于社会”；（《针报》（十三））同时也要敢于说真话，例如对于政府及官员的“失德”之事，“报章万不能不为纠正”（《论报章记事关系个人及社会之分别》），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