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克生作序，徐泓、林素英、罗冬阳、彭勇、解扬、丁修真联袂推荐！
📣全面解读“大礼议”，看少年嘉靖如何步步筹谋，将皇权推至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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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嘉靖皇帝的成长史
看少年嘉靖如何抗衡群臣，为生父“称宗祔庙”，并步步筹谋，掌控朝政，将明朝皇权推至顶 峰。
⭐一部明朝政治史
震动朝堂24年的“大礼议”事件，180多位文臣或死或伤的左顺门血案，严嵩、夏言、杨廷和、张璁等人相互倾轧……充分呈现权力、制度、文化三者间的互动关系，解读明中晚期政治为何日渐衰败。
⭐一部条分缕析的礼学史
从嘉靖皇帝应否改称父母之辩，到立世室之辩、天地分祀之辩，再到宗庙制度变更，逐步展现礼法之于权力结构塑造和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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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正德帝身后无子，由兴藩世子朱厚熜继皇帝位，是为嘉靖帝，文武百官请其入继大宗，作为嗣子，改认堂伯弘治帝为父，而称生父为叔，自此引发震动朝堂长达二十四年的“大礼议”。
为追尊其生父母，嘉靖帝不惜以武力镇压伏阙抗议的言官群体，导致左顺门血案；编纂《明伦大典》，构建皇权正当性的理论文本；编造罪名以阻塞言路，扼杀士人“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不断变更国家礼法，名为“恢复祖制”，实为提高生父的政治地位，巩固自身皇权；又为操控群臣，大张阁权，几易首辅，朝廷政治风气日下，为党争愈演愈烈创造了条件。
本书通过“大礼议”事件，研究明代嘉靖朝政治文化之异变，尤其是围绕嘉靖帝生父朱祐杬神主入祔太庙的问题，嘉靖君臣唇枪舌剑，博弈多年，最后嘉靖帝如愿将生父称宗祔庙，也达成了皇权重塑、小宗变大宗的目的。但嘉靖帝却动摇了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皇权私化，名分礼秩混乱，导致了明中叶政治动荡、君臣冲突、社会失序的危机，乃至晚明政治秩序逐步崩溃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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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荐】
嘉靖皇帝一般被认为是个和万历皇帝一样，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庸君主。其实嘉靖皇帝是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他是个从遥远的湖北，只身入主北京紫禁城的十五岁少年，欲掀起为尊崇父亲的“大礼议”，一步一步地突破朝廷上巨猾老臣的管控，获得最后的胜利，为其父“称宗祔庙”。进一步，又对明朝自洪武帝创制的礼制，推动大改革，以重塑皇权。将明太祖独创的天地合祀，改回天坛、地坛分祀；将继太祖之后的明“太宗”，提升为与太祖并列的“成祖”；降杀孔子与孔庙的道统地位，将孔夫子兼具道统与政统地位的“文宣王”称号去掉，改为只是“至圣先师”的道统地位，改大成殿为先师殿，大成门为庙门，增建祭祀孔子之父的启圣祠，以分散孔子的至圣地位；并且在国子监增建敬一亭，为嘉靖帝对经书批注的圣训树碑。彰显帝王不但掌握制礼作乐至高无上的皇权，而且是掌握诠释经典权力的大师；其专制独裁，更胜太祖，将明朝皇权推到最高峰。尤淑君教授的《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充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完整论述其历史过程及关键，尤其对大礼议的政治文化面相，颇有独到的论述。尤其附录《大礼议编年表》，方便读者理解这一历史事件本末，更是大礼议过去相关论著所无。
——徐泓（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
明代“大礼议”事件虽始于嘉靖帝有关继统与继嗣的情理之争，其影响则是透过礼制的改革，促使皇权更为独大而专制。尤君有鉴于此，故而广为搜罗史料，参酌前贤之说以客观分析其来龙去脉，且将主力放在复杂的公私/名分之分辨与礼制改革/政治文化的两条主线，以讨论该事件的政治文化意义。附录二的《大礼议编年表》，更具有重要的征信价值。谨在此郑重推荐本书。
——林素英（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这是一部有思想深度的著作，将“大礼议”这一久为学界瞩目的课题，置于时间的变焦镜头下观察，揭示其久远的礼秩文明传统和明代自身的义起和变迁；复置于空间的变焦镜头下细研，分析其文本、思想、话语、权力行为的多重结构和互塑，重述其过程，烛照其动因，阐明其利弊，充满了对传统政治文化富有启发性的新思考。
——罗冬阳（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教授）
对明朝政治局势重大转变的探讨，“大礼议”是一个很好的抓手，许多学者都有关注。本书抓住《明伦大典》的编纂，分析大礼议过程中嘉靖皇帝是如何把皇权、人情与典制结合在一起，重构政治权力、经典诠释和国家礼制三者之间内在关系的。嘉靖皇帝取得“大礼议”的胜利，意味着传统的政治权力和名分礼秩关系的瓦解，也意味着政治秩序和政治文化随之改变，明朝国家政治权力（如内阁、军事、财政等）的运作由此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关注明朝历史的重大变革，就不能不关注本书对嘉靖“大礼议”的精彩解读。
——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书研究嘉靖朝议礼改制问题，详究细节、体味人事、再现史局，还原编纂《明伦大典》的波澜，勾勒议礼新贵的起伏，揣摩伏阙朝臣的心态，揭橥诠释经典与申诉政见的依存关系。读后，不惟明了一朝一事，亦能鸟瞰有明一代。
——解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该书的主要贡献，一是通过对代表性史料的排比，分析嘉靖朝“议礼派”如何“制造”议礼，进而影响后人认见；二是梳理嘉靖朝礼制改革内在逻辑关系，揭示嘉靖帝如何层层推进，重塑明朝宗统；三是在明朝政治文化的整体框架中解读“大礼议”事件，向读者展示了权力、制度、文化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是书持论中和，长于叙事，主要内容虽成形于十数年前的硕士论文，但其中的研究方法与观点于今仍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
——丁修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大礼议》涉及的问题重大，头绪繁多，要围绕主题把相关问题熔于一炉，条分缕析，论述严谨，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人说，礼学向称难治，研治礼学，须有老吏断案的精审和识断。一个青年学者面对浩渺的文献和众多时贤的成果，毅然以东流注海一往无前的精神完成这部厚重的著作，值得赞赏。
——赵克生（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剖析嘉靖帝借大礼议重塑皇权，将皇权推至巅峰。
- 揭示礼法与权力互动，解读明中晚期政治衰败。
- 展现左顺门血案及士人理想破灭，透视朝堂博弈。
- 对明朝历史、嘉靖朝政治及宫廷斗争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礼制与皇权关系的研究者。
- 喜欢深度历史分析，探究制度变迁与人性博弈的读者。
- 本书基于硕士论文增订，学术性强，需耐心阅读。
- 涉及大量礼制名分争论，建议结合明史背景理解。
- 关注嘉靖帝从少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与权谋手段。
- 史料扎实，梳理清晰，是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佳作。
- 颠覆昏君印象，展现嘉靖帝工于心计、善于权谋的一面。
- 深刻揭示皇权私化导致名分混乱，加速明朝政治崩溃。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或许可以大胆推测，嘉靖皇帝之所以屡屡宣传自己继承君统的正当性，正因为其政权正当性不足以让士人信服，如同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所说：“一个基础稳固的意识形态…...并不会从事大量有计划的宣传，以求自保......当人们开始思考要以什么方法和工具来说服百姓时，百姓的信心已然凋萎。”"
- "明太祖废中书省，代表宰相制废除，中央政制为之一变，六部尚书是官僚体系的最高长官。内阁大学士本是皇帝处理政事的私人顾问，秩位不高，仅正五品，却有票拟诏书之权，得出纳王命、审查奏章、决定政策。积时既久，渐成皇帝与众臣沟通的枢纽，同时分侵六部尚书的议事权，六部仅负行政责任。然而，首辅之秩位甚卑，必须兼尚书衔，方能提升威望，从来不是真正的宰相。一旦内阁与六部发生争执，六部可站在法理的角度，批评首辅越级揽权，是为权臣，无大臣之体。首辅的执政地位，难获朝野一致的承认。首辅的职位与职权既不相符，职权与职责又无直接关系，却成为政事的总枢纽。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实难得到合理的结果。"
- "显陵规制奇特，乃因献皇帝本是亲王身份，后因“大礼议”，逐年扩大其陵墓规制、又因地处南方，潮湿多雨，地官严重进水，不全照明帝陵原有的规制，自成风格。显陵特殊设计如下：外罗城作金瓶状取神圣吉样之意，内罗城与新旧宝城合围，形成三朝，比附皇官外朝、治朝及燕朝。又因地宫进水，故而在旧地官后面另建一新地官，形成双宝城的设计。外明塘根据原有的天然池塘改建，位于陵区前端的新红门之外。内明塘为人工开凿，位于棱恩门前，聚集地下水，降低地下水位，防止新地宫遭水患。神龙道是陵区中间的弯曲甬道，宛如蜿蜒的神龙，中间铺设石板，比附“龙脊”，两边以鹅卵石铺盖，比附“身体”。九曲河为人工河，将陵区分割为几个不同区域，有区隔限"
- "《明伦大典》让嘉靖 皇帝间接剥夺了士人的话语权力，得控制解释权，让天下之 是非皆出于朝廷，朝廷之是非皆出于皇帝。"
- "《明伦大典》依照时间顺序，重梳“大礼议”事发过程，解释其中各项争议，并通过“史官曰”评断“大礼议”的是非对错，大力贬抑杨廷和等人与他们主张的“濮议论”，从而影响明代史家评论“大礼议”的角度。《明伦大典》主要议题是“议礼凡七争，始而争考、争帝、争皇，既 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1分析其重点为四（一）《皇明祖训》里“兄终弟及”的诠释；（二）继统是否需继嗣的讨论；（三）亲亲尊尊，二者孰重的争辩；（四）可否为献皇帝“立世室”或“建世庙”的礼仪争议。"
- "阁首辅费宏必须取一相对平衡位置，争取大多数 人的支持，因而不得不摆出“恤人言，顾廉耻”的姿态，对张璁、桂萼等人看似平和，暗地却处处裁抑他们的势力。费宏的举动，有其政治上的考虑，一可博得信任、巩固君宠，使嘉靖皇帝不会把他当作第二个杨廷和，让首辅地位不致受到威胁；二来可免遭政治孤立，不会被朝臣们视作“人情论”的赞同者。"
- "嘉靖皇帝的这道命令，对张璁等人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重挫，不但让他们的心血付诸东流，也使他们无法再修纂《大礼全书》，丧失对“大礼议”的解释权。这显示了嘉靖皇帝的不信任态度，也亮起了议礼诸臣即将失宠的警讯。尤其是张璁等人，若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又得不到朝臣支持，其孤立的处境自然更加困难。"
- "可是，嘉靖皇帝不愿就此作罢，直到席书会同张璁、桂萼等人频频劝阻，才放弃北迁显陵的想法。嘉靖三年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宁（1469—1530）论救伏阙诸臣，“然传播天下书之史册，鞭朴行于殿廷，刑辱于上士夫，非所以诏圣德之美也”。但嘉靖皇帝不听，反而迁怒胡世宁，严禁他再为伏阙诸臣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