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把「学海堂」从一座被奉为圭臬的书院，还原为一个权力场。创办者阮元是江南扬州人，却把整套考证学术与文学体系移植到帝国南端，借此为广州争取「文化中心」的合法地位；而真正在学海堂崭露头角的，多是缺乏血缘根基的城市新移民与洋商——他们借江南汉学作为文化资本，重新书写广州的地景，换取参与本地文化话语的资格。与此相对，三角洲腹地那些世居的世家望族（如朱九江所在的九江乡）不仅未加入，反而明确批判这所新书院，转而推崇「更合法」的地方文化形式。于是，一场看似纯粹的学术风潮，实质是城乡士绅的利益分野与身份之争。它适合这样一些读者：不满足于「某书院影响有多大」的结论，而想看清知识如何被用来争夺地位、地方如何被「生产」出来。
作者简介
麦哲维（Steven B. Miles），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
著有：
1、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Upriver Journeys: Diaspora and Empire in Southern China, 1570-1850.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揭示学海堂如何重塑晚清广州精英文化
- 探讨江南学术向岭南移植引发的身份重构
- 呈现城市与腹地士绅间的文化权力博弈
读者共识
- 史料挖掘扎实，全景式展现学术生态演变
- 翻译流畅精彩，被视为海外中国研究佳作
- 个案分析透彻，但部分读者觉思想史稍弱
精彩摘录
- "像盧家和易家這樣的洋商，雖然可能也被成爲廣州城内的寄寓者，但是跟外省人明顯不同，儘管福建商人伍家和潘家輕而易舉地確立了自己作爲多元化的廣州經史之學和藝術的兩大私人贊助者，他們在打入廣州與佛山之外的珠江三角洲腹地，社會文化精英圈子方面遇到了較多的困難。反之，盧觀恒和易容之則是在珠江三角洲土生土長的。易氏族譜認定易容之為家族定居鶴山（當時是新會的一部分）的第十九代。而且，他設法爲他十七個兒子中的好幾個娶了三角洲上其他名門望族之女為妻。他就這樣通過婚姻加固了與珠江三角洲腹地聯系的紐帶。易容之安排了其次子與羅遇良（道光十二年舉人）之女聯姻；羅家是順德縣城大良很有影響的家族。他還將長女嫁給了另一個姓羅額"
- "仅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小插曲之间的对照，暗示了广州的精英文化在短短一代人时间里已获革新，使这座城市从一个边远居民点上升到一个文化中心的地位。像桂文灿这样的为广州的精英文化之繁荣而欢欣鼓舞的广州学者，大抵都把功绩归于学海堂。这所著名书院的创办人阮元（1764一1849），是长江下游地区也就是江南人，曾在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六年（1817一1826）任两广总督。他除了创办学海堂之外，还在堂内组织编印了一部文集《皇清经解》，收录了截至当时他认为清代最重要的经史之学著作。所收文章的作者，多来自江南中心地带的江苏、浙江和安徽这三省中的五个府。与此相比，这部文集作者中来自广东的仅有一位，而且是来自粤东嘉应州一"
- "毋庸置疑的是，从梁序镛的愤懑到桂文灿的自信之间的这四十年里，广州的精英文化圈子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文学活动急剧高涨，从频繁的文学竞赛，到各处书院的建设与翻新，到大量文本的编纂与付印。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学海堂对引导这些变化起了关键作用。从十九世纪二十 年代创立之初到十九世纪末叶，与学海堂联系的学者们，常常标榜这所书院对地方精英文化所产生的变革性影响。无论他们是着眼于都市广州，还是环绕城市的珠江三角洲腹地，或更广地着眼于广东全省，他们都宣示并庆贺广州精英文化所得到的新地位。 现代研究清代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学术界，大体上采纳了对学海堂的这种评价，承认其在广州，或广而言之在全国之重要性。这样，学"
- "在最广阔的第一层面上，大致可以将学海堂放在江南和岭南之间跨地区动力的背景中去观察。“岭南”一词，正式的用法是指广东和广西两省，但在实际使用中常常专指广东，甚至范围更窄，仅指广州一府或珠江三角洲地区。阮元是江苏省中部的扬州府人氏，他在《皇清经解》中收入了那么多扬州学者，可见他是有意识地要确立扬州作为江南文化中心的地位。同时，他编纂文章总集、创建学海堂，又显示出有意要将江南文人擅长的学术和文学实践体系移植到帝国最南方的边陲一 岭南。"
- "进而带动了写作、印刷、收藏和阅读等实践。'然而，直到道光元年（1821）学海堂考试首创之前，这些实践仍然只是与清帝国文化中心一京城以及特别是江南一相联系的一个地区范围学术活动的一部分。2由此，艾尔曼在研究十九世纪考证运动时，曾经确定一个包括江苏的扬州、苏州和浙江的杭州等一些都市中心组成的“学术社群”。京城北京是考证学的另一中心，它吸引着来自整个帝国各地的读书人，而且享有像编纂《四库全书》这样的皇家资助项目的便利。3尽管偶尔也会出现江南或者京师之外的文人为这个领域作出某些重要的贡献，多数都可能是在旅寓这两个学术中心时濡染了这种品位。这些文人在他们的本乡本土没有考证学的学术机构可以让他们回归。于是"
- "端阳士女塞通津，拉杂龙舟打鼓频。 忽听邻船歌水调，1寻声知是外江人。8 潘兆铿《羊城竹枝词》，1875 尽管十九世纪珠江三角洲的社会文化景观极其复杂并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但其中的一些特征还是可以辨认的。研究珠江三角洲城镇与农村宗族社团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近年来已经为三角洲腹地勾画出一些这样的模式，而广州城则尚少受到注意。人们在自然景观中所占据的位置，还常常决定着他们能够获得哪些种类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又进而塑造了他们的文化学术偏好。因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有些受过教育的十九世纪广东居民对学海堂非常乐意地作出了响应，而另一些则不然，就必须对本地的自然景观，特别是对那些把广州城跟三角洲腹地区别开来的"
- "两舟载诗客，一舟载春酒。橹枝摇过江，系船大堤柳。沿堤千树花，暖气蒸成霞。嫣红嫩绿互矜宠，欲与 金谷争豪奢。1 一谢兰生《刘朴石前辈置酒花地翠园邀同西山、 龙渊、南山、子羽、文园、云谷》节录这里摘引的诗句，出自一首记叙在花地赏花雅集的诗。花地位于广州的珠江对岸，河南岛上游处，是广州的上流阶层喜爱的旅游地点。游客在这里可以游赏商业性的园圃和私家园林。这次雅集的主人刘彬华（嘉庆六年进士）和本诗的作者谢兰生都属于广州最杰出的文学精英之列，两人都曾在翰林院任职并已致仕。我们从另一位与会者张维屏记叙这次雅集的诗中知道，这次出游发生在嘉庆十七年或十八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后三日，其时牡丹方开。这首诗呈现的是获得了"
- "文人身份的一群广州人的独特社会形象，然而同时也隐隐透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别混合的信息。叶梦龙和叶梦麟是富有的盐商叶廷勋的儿子，这两人的参与令我们想到商业财富在创造让诗人们流连的优雅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样地，诗中许多隐喻，从“花”“柳”到红和绿的颜色，都可以解读为暗指妓女的惯熟说法。在刘彬华的客人们从新城、西关或者河南前往花地的短短航道上要经过的无数船艇之中，就有许多“花艇”在为它们的“名花”，也就是有名的妓女，招徕着顾客。 作为谢兰生诗中精彩内容的优雅的江上生活，同样还有诗中只是略微透露的更喧嚣的令人目乱情迷的娱乐世界，乃是学海堂创建于斯的地方背景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书院在这首诗写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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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生机勃勃的群像，画面有秩、细节生动清晰。把学人集群放在变迁的城市-区域-全国格局的地景之中，整合运用细碎资料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很不错的个案研究，思想史的分析稍弱，但瑕不掩瑜。其实若能在学海堂与其他书院间的人事交往诸方面再多着些墨，或者能稍避免太注重二元叙事之弊。
还是觉得原来的译名好。史料相当扎实，作者在开头也说是要写知识分子的历史而非思想史。陈澧和朱九江的个案分析很有意思，但是感觉对于珠三角腹地和省城之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再深入。
#爬格子长征# 做得很扎实，算是个案研究中的佼佼者了
学海堂是19世纪江南的学术实践体系从清帝国的文化中心移植到南部边陲的产物。从16世纪到18世纪，广州的社会文化精英主要由出身于珠三角腹地世家望族的文人所组成。而学海堂学者的核心群体主要是与珠三角缺乏深厚血缘根脉的、居住在城市里的旅寓者或新移民，这些人刚刚摆脱商人和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变身为文人。他们运用从江南引进的新的学术和文学方法研究本地事物，重写本地历史，重塑广州文化，并获得了江南与北方的认可。随着学海堂在广州学术界地位的提升，广州城市的文人精英日渐取代了传统地方精英的地位，控制了广州的话语权。学海堂在学术和文学的上的影响有力补偿了城市文人在宗族门第上的欠缺，成为构建广州城市精英身份的一个重要的声望来源。这些新兴城市移民精英得以拥抱新的身份，成为本地人，而学海堂则成为了广东学术成就的重要代表
翻译可以更进一步
相比于世居珠江三角洲大族士人精英之雄厚资本，缺乏话语权的广州城新移民借阮元推行的江南汉学，重新书写广州文化地景，获取建构广州文化精英的文化资本和参与本地文化的话语权。虽说看起来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融合，但后者意味更浓。广州图书馆碰到，看前言和目录不错遂购，但广州各大书店都找不到，最后还好有网购这东西（：
番禺县人士多江南移民。。。整本书很大气，但书写方式我还是觉得欠缺一点，写故事的时候台有点生硬，读起来不够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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