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精神史研究

[日] 吉川忠夫

出版时间

2010-11-01

ISBN

9787214064363

评分

★★★★★
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最先撞进眼里的或许不是清晰的历史脉络,而是一种被读者反复称道又屡屡叫苦的阅读体验:引证广博、议论迂远,读起来相当艰涩。但正是这种「硬啃」,构成了它最独特的价值。吉川忠夫没有把六朝当作一段静止的旧史,而是把它还原成一个「宗教性的时代」——道、佛、儒三家在激烈碰撞中彼此渗透,最终孕育出一种超越任一教派的精神风土。令人意外的是,连本属世俗教化体系的《孝经》,也被赋予了「善禳恶、正胜邪」的巫术力量,成为枕边护符。这种将思想放回具体人心与生活处境的写法,让「三教合一」不再是一个抽象命题,而成为一种可被感知的时代气质。它适合愿意慢下来、不满足于标签化结论的读者。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吉川忠夫二十年的学术积淀,集大成之作。
  • 纵贯汉唐,细致梳理六朝士大夫精神生活风貌。
  • 深入剖析儒释道三教关系及代表性人物思想。
读者共识
  • 尽管翻译不佳,但原著学术价值极高,值得细读。
  • 日本学者治学严谨,史料考据与解读尤为细致。
  • 阅读门槛较高,需读者具备深厚的历史文献基础。
精彩摘录
  • "所谓寒门层的抬头这一事实……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如何从自己所受的寒门的制约中摆脱出来呢?这一问题肯定是持续断地被追问着的。在此之际,把被贵族所占有的文化传统当成自己的东西,不就被看成一个有力的武器了吗?"
  • "……但是,寄託於《孝經》的宗教性巫術力量,似乎不限於只是從孝德所能夠直接導出的屬性,比如南齊的道士顧歡講的話:“又有病邪者问欢,欢曰:“家有何书? “答曰:“唯有《孝经》而已。”欢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边恭敬之,自差也。”而后病者果愈。后人问其故,答曰:“善禳恶,正胜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 六朝時代的確是宗教性的時代。之所以特意稱是宗教性的,不只是因為僅僅看到了道、佛兩教的隆盛,而是在於可以認為,在道、佛之間,進而又加上儒教的三教之間,活躍的交流與融合的結果,就形成了超越三教各自範圍的宗教性的風土。於是,本來理應作為非宗教性的儒家經典之一的《孝經》,被用於幼童課本而那樣的適於誦讀"
  • "至少在这里,似乎可以认为,从《抱朴子内篇》到《真诰》的发展,是朝着否定道术的方向,而处在道教的合理化、简约化的一个过程中。 所谓“不中为传授之师”,虽说是表面性的谦辞,但是在嵇康被评论为“学无师受”(《晋书》卷四九)的时候,这就是体现从传统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学问上的姿态了。"
  • "主张中华圣人之道和佛之道一致的议论,即所谓的三教一致论,在顾欢以前就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如果在中国的典籍中去寻找成为三教一致论的核心认识的话,大概就达到《周易·系辞传》的“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以及《庄子·天运篇》的“迹”和“所以迹”了。"
  • "他也提出反驳说:“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从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佛法)之整肃,至教之齐严,吾子(顾欢)比之狐蹲厥理奚微。” “戎华者,东则尽于虚境,西则穷于幽乡,北则逾于溟表,南则极乎空阎。如来扇化中士,故有戎华之异也。”(47b)在这个戎华的世界里,大概天竺才是应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如经1日,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壁之十是中国也。”(47b)固然,中国是根据周孔所制作的礼教而屹立于四夷的,但是超俗的如来原本是与周孔不同层次的存在。而目,不是据说如来为了辅翼礼教的世界还曾经派遣了老子吗?“周孔有雅正之制,如来有 超俗之宪。雅正制故有异于四夷。超俗宪故不同于周"
  • "再有,不仅是体例,甚至深入到《后汉书》的论赞的内容而加以批判的地方则只有一例。这就是传三《隗嚣公孙述传》的论赞,尤其是有关对抗王莽而在陇西天水两郡独立割据了的隗嚣的部分,也成为刘知几批判的对象。范晔的论赞如下: 论曰:隗嚣援旗族,假制明神,迹夫创图首事,有以识其风矣。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陇坻虽隘,非有百二之势,区区两郡,以御堂堂之锋。至使穷庙策,竭征徭,身殁众解,然后定之,则知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则誉显,业谢则衅生。回成丧而为其议者,或未闻焉。若嚣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 赞曰:公孙习吏,隗王得士。汉命已还,二隅方跱。天数有违,江"
  • "进而时代又向后推移,有关作为曹操第一心腹的荀彧的评论,则始终是为荀彧辩护论。“方时运之屯邅,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势强(曹操的情形),则皇器自移矣。此文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传六〇《荀彧传论》)所谓“杀身以成仁”,就是指荀彧在最终不赞成曹操的篡夺,因此而触怒仰毒,陷于窘境的情况。然而,甚至到这个时候,荀彧始终一贯是曹操很好的协助者。因此,后人对于荀彧,即如范晔所说的“世言荀君者,通塞或过矣”那样,是被加以肯定和否定的各种各样评论的。并且,例如《三国志》卷一〇《魏志·荀彧传》的陈寿的“评”说:“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这里裴松之注中说"
  • "如以上所述,范晔有关荀爽、王允、荀彧的评论,无论其各人各自的行动怎样,都是根据支持其各自行动的内在心情中存在的理由而进行的,而且无论对他们哪一位,都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依照范晔自己的表述,也就是“迹疑心一”(《荀彧传赞》)这样的理由。即使在《隗嚣传论》(传三)中,范晔也不只是根据功业的成败,亦即行为的结果如何来评价人物,而是强调应该追寻其动机而加以评论,在针对目的在于汉王朝复兴的隗嚣举兵之本来的出发点是与光武帝如出一辙的事情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概也可以将这样的立场称作范晔的动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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