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宗教 - [美]韦思谛](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214043191.jpg)
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最先撞进眼里的往往不是某位神祇，而是学者们为'大众宗教'一词争得不可开交的场面：它究竟指'所有人都信'的泛泛之俗，还是专属于无权无势者的底层信仰？这个定义之争，恰恰是全书真正的用力处。作者们试图在由文人书写、几乎听不到平民声音的史料里，复原'属下'的回响——于是短故事、传说、地方志里的边角成了关键证据。白莲教靠师徒家族网扩散，五通神在明末商业化中摇身变为财神，关帝神话被不同政权反复'刻划'以服务于各自的权力。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儒道佛'三分法、想看清民间信仰如何被国家、性别、经济层层塑造的读者；也提醒我们：任何被奉为'正统'的标志，都曾在无数争夺中被重新涂抹。
作者简介
本书主编系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汉学家。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收录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九篇经典论文
- 剖析白莲教、妈祖、关帝等信仰的演变与社会功能
- 揭示精英政治与草根文化在宗教领域的互动与收编
读者共识
- 沃森与詹启华的论文水平最高，最具启发性和学术价值
- 揭示了民间信仰被政权纳入神谱、从异端走向正统的过程
- 部分章节如客家人研究被评不知所云，整体质量参差不齐
精彩摘录
- "中国宗教一般被认为有三大教：儒教、道教和佛教。无疑这三教有不同的核心内容和着重点，它们也经常用作不同的用途：儒教在某些方面常被看成是一种道德体系或是一种政治意识，而不是一种“宗教”；道教被看成是一种人生观或是一套法术；佛教则被当作是在来世获救的方法。不过，尽管有这些差异，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仍然认为，这些宗教之间存在着模糊不清、难以区分的地方，它们都在不断发展，以致这种或那种宗教的各自内容与其他宗教的内容融合，或对后者有所影响。教士和学者经常谈到或是实际想发展出“三教合一”的调和教义，这本身就充分说明它们之间有着相当多重合的内容。 但是，不管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点，很显然只要人们认为中国宗教主要就是"
- "在近来的学术著作中更为常见的是对这一术语所做的另外两种定义。其中第一种是斯蒂芬・泰瑟（ Stephen Teiser ）提出的，他认为“大众宗教”构成了“几乎所有中国人所信奉的宗教形式，而不用考虑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或特定的宗教取向。大众宗教首先是被超越了所有社会界限的所有人共同信奉的宗教”。按照这种定义，丧俗的许多内容或是与春节有关的活动都可以当作是大众宗教的例证。不过，因为就这一点而言大众宗教是一个大类，它是这样趋于静态且不受时间影响（在这方面与经典的人类种志学类似），也就使得它忽略了时间和空间潜在的重要变化，掩饰了群体间的冲突。"
- "在这一术语的第二种定义中，“大众宗教”指的是与精英层相对的下层阶级的宗教。考虑到宗教受社会地位影响，就使得学者们要以比较细致的方法来区分参加同一宗教活动的不同参加者。比如来自各种社会阶层的人会参加当地的庙会或是其他类似活动，但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对他们的活动和动机就会有不同的说法。以这种方式考虑大众宗教就与西方学术界注重研究“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大趋势非常吻合，“自下而上的历史”强调普通人而不是上层人物的生活和思想，因此也就不奇怪，许多学者（包括本书中的大部分作者）现在都愈益倾向于采用“大众宗教”的这一定义。 然而同样这种定义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在中国尤其是过去，大多数人都不识字，而留存下来的历史材"
- "诵经教派会众不仅像僧尼那样唱诵圣书，而且他们做的还更像是宗教职业人员。许多教派为会众举行葬礼。在中国社会中葬礼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死者的魂灵送入阴间（也就是为了保证他尽快地更好转世）。这样的服务当然有的简单，有的很复杂。葬礼也是僧人和道士为社会所做的一项重要服务，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据教派会众自己说，他们补充了正统职业人员的不足，不仅为教派信徒举行葬礼，还为因太穷请不起僧人、道士的其他人举行葬礼。（白莲教派中经常有和尚参加也让信徒们更容易掌握这些技能。）这样的葬礼内容会包括通读整部经（有些是教派的经，有些不是）和比较短的经忏，经忏能够用别人积的德来消除死者的罪过。正如白莲教诵经的厅堂是模仿佛寺"
- "标志随着语义链的演变及其瞬间的延续和间断的特征使得我们去注意标志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关系。即使是像中央集权的清朝国家这样的机构要想彻底地主宰一个标志，其刻划的机制自身也必然要求至少在标志周围要保留某些其他声音的存在。一个标志在文化中要从其回声（有时是不和谐声）中，通常是半掩的意蕴的多样性中获取力量。正是因为这种对以前的标志进行的刻划而不是涂抹，历史群体能够扩展其旧的意蕴的疆域，以适应它们变化的需要。这一由刻划而造成的延续使得写下了新的权威规则，即使是在旧的权威规则的合法性仍存在时也是如此。因此刻划标志的手段关注的是其社会利益在变动的文化实体，它们追求的是其各自的目的，而不管这些标志本身是否也在经历"
- "在中国到20世纪关帝信仰和其他大多数宗教信仰都在开始消退（ Duara1988：chap·5）。这种衰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世纪初，这时清朝国家及其民国的后继者发起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国北方的现代国家建设者没收庙产，破坏乡村的宗教组织，以便利用这些资源建设现代学校和警察力量。作为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者，民国政权也采取了几次大的行动反对大众宗教和“迷信”，在这一过程中无意中为共产主义者扫清了场地。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政权或许都很少会承认它们这些行动产生的重大后果。而对关帝神话的刻划显然仍没有放弃。民国国家继续尊崇他，据说甚至在国民党的秘密警察中效忠的组带也是建立在以前秘密社会成员对关帝神话的刻划基础"
- "力图现代化的政权要对社会安排和文化范围同时发动一场攻击的唯一办法是在地方社会中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基础。没有一个民国政权能够建立这样强有力的组织。缺乏这样的基础，政府就需要即使不是加强起码也要维持其在文化领域的权威以解决社会问题。然而通过对宗教机构的攻击，这些政权破坏了在中国社会中扩展其权威的真正手段。乏味的文献记载，民国政权在乡村地区有大量的事要做，但其却不能创造出一个有竞争性的代替关帝神话的东西，来作为在国家和农民之间认同和沟通的标志性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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