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路

萧邦奇

出版时间

1996-07-01

ISBN

9787214025784

评分

★★★★★
书籍介绍
萧邦奇教授是美国汉学界以精英观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代表人物,本书是他近年研究1920年代中国革命的力作。作者以1916-1928年间的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通过描述浙江政治精英沈定一(玄庐)在三个不同场域(上海、杭州、衙前)的含义不同的活动,并剖 析他由此形成的复杂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揭示了千百万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细小抉择对历史形成的巨大作用。
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以沈定一为切口,透视二十年代中国革命的复杂图景。
  • 融合空间、网络与身份视角,创新微观史学研究范式。
  • 叙事如侦探小说,揭示个体抉择与历史洪流的互动。
适合谁读
  • 对民国史、近代革命史及社会网络分析感兴趣的读者。
  • 喜欢微观叙事、人物传记及非虚构写作的历史爱好者。
  • 关注知识分子命运与身份认同问题的社科专业学生。
读前提醒
  • 本书学术性强,建议结合时代背景理解人物多重身份。
  • 注意作者对空间与人际网络的分析,这是理解全书关键。
  • 部分人名与史料细节需对照查阅,勿被复杂关系困扰。
读者共识
  • 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被誉为被低估的海外中国研究佳作。
  • 视角独特,以中层人物解构宏大叙事,消解了传统定论。
  • 文笔精彩,像推理小说般展开,展现了革命的平庸与峥嵘。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在一个社会关系作为价值标准基础的文化环境中,群体进而网络中个体身份和人际关系的相对性表明社会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使得人们只好不断地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和再定位,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除了根植于中国社会关系中外,也能在误解、错误判断和怨恨情绪的核心处找到。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尤其是又处在激荡和变迁的年代,给个人和群体贴上具有政治和社会含义的身份标签是一种重要的武器,因为这些政治、社会标签实际上定义了现实。"
  • "执迷于倡导浙人治浙,显然表明一种地方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家庭、乡缘、关系,这些“熟悉”的东西被认为是好的;陌生人、外部世界,这些“未知”的对象总是受猜疑,因为它们无法被定义。因为缺乏确定性,它们变得不可预测和充满危险。对出生地的强调导致把世界看成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与个人有联系的,另部分则不是。这种“我们”与“他们”判然分明的意识一一我们来自同家族而他们是外人,我们来自这个地方而他们来自另一个地方,我们来自政界而他们来自军界,我们来自保定军校而他们来自浙江军校一一深深地渗入民国社会和政治中。即使当出现的问题是全国指向和全国范围的,这种出生地意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政治思"
  • "在(1927年)7月回家养病之前,沈定一向中央党部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设计了一套特殊的制度,用以挽救那些应受到清洗但不是无可救药者,这种制度被称为反省院,作为沈定一的发明,它很能反映他在这一革命阶段的思想。此种制度组织是这样的场所: 一切愿为革命活动而思想幼稚之分子:一,误于为自身解决生活问题而革命之小见;二,误于“革命者向左去之错误”,遂致忽视三民主义之理论与方法,并抛弃三民主义之世界性,由是构成妨害中国国民党之革命行动而不自觉,为此特设反省院,使上列种种分子,得到反省之机会。此实根据本党仁爱之基念,而予以自新之坦途。 这一组织结构在院长的领导下,集监狱、医院、学校于一身,"
  • "沈定一之谜启示我们,具有象征含义的特定空间位置有助于解释革命的动力、过程和行动者对革命的理解从而使其富于政治含义。"
  • "对于国民党和沈定一来说,江浙战争的结果构成了另一个障碍。孙传芳的胜利以及随后的镇压导致了党的重要成员如宣中华的被捕,迫使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其中三个常委被迫离开杭州。孙传芳查封了党的报纸,如查人伟主编的《新浙江》。孙传芳还关闭了上海《民国日报》设在杭州的分支机构。但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且在不计其数的实践问题、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的困扰下,剩下的领导成员却仍在为争夺决策权而勾心斗角"
  • "在退出共产党的同时,沈定一还计划从已占据省党部的共产党人手中收回权力。广州三大上作出的保留“党内合作”政策的决议现已成为共产党最后的挡箭牌。 沈定一可能发现全国范围内不断发展的“左”倾趋势,对于他在省内争夺革命领导权构成了障碍,而他以前的朋友宣中华现在也已成了其主要的挑战者。 在1925年共产党“四大“上,宣中华表现得十分活跃。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首次把国民党明确区分为右派、左派和中派。 有人怀疑沈定一对宣中华以前的支持网络日益不满是否与其自己的地主背景有关。但不管出身如何,从其参与社会和政治改造来看,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其结局出身的身份。但是,现在他却发现,他自己正被那些曾在他的学校教书并"
  • "上海国民党“二大”(西山会议派)在1926年3月召开。 处于人生重大转折关头的沈定一依然充满激情和斗志,坚决反对苏联干预中国革命,并积极关注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 沈定一平息了那种认为清党实际上是分裂国民党的批评:…“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不相同的,既以两不相同的政党,混在一处,当然不是良计…我人绝不能认为此为本党自身之破裂。…” 他认为在对苏立场上有必要采取强硬立场…但他并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永久性一刀两断。…他认为:“共产党在吾国固有不利,不合国情,但在英美日等国,却有提倡阶级斗争之必要,共产所以要打倒帝国主义者与我们目的相同,所以他们要移置相宜之地做他们的工作就可。” 会议上的很多讨论是围绕有"
  • "在一个社会关系作为价值标准基础的文化环境里,群体与网络中个体身份和人际关系的相对性表明社会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使得人们只好不断地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和再定位,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除了根植于中国社会关系之中外,也能在误解、错误判断和怨恨情绪的核心处找到。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尤其是又处在激荡和变迁的年代,给个人和群体贴上具有政治和社会含义的身份标签是一种重要的武器,因为这些政治、社会标签实际上定义了现实。通过比较,由沈定一自己的作品和行为得出的身份和其他人眼中沈定一的身份,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身份既有符合事实的,也有纯粹虚构的。沈定一的身前死后一直为这些虚虚实实的身份所困扰,它们既是沈定一获得拥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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