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作出的努力。林超超著的这本《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在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实现其工业化诉求的，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劳动激励的独。以生产指标构筑起来的指令体系和赏罚体系，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器；对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的青睐，是国家常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办法。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在换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是不可估量的效益流失。
林超超，女，福建福州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基地班本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博连读，2013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基层社会与劳工政治。先后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史林》《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数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级身份与上海工人的物质生活研究（1949—1965）”（14CZS022）。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揭示计划体制下上海工业的管理逻辑
- 剖析群众动员与制度化管理的张力
- 还原指标考核引发的效率流失真相
适合谁读
- 对计划经济体制运作机制感兴趣的读者
- 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学者
- 关注组织管理与激励机制的职场人士
读前提醒
- 需具备基础的历史与经济学常识
- 关注书中上海工业案例的微观细节
- 理解指标体系对基层行为的扭曲效应
读者共识
- 史料扎实，揭示了运动式治理的弊端
- 深刻分析了动员手段对效率的双重影响
- 部分读者认为理论深度与逻辑阐释不足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1954年上半年，国营新沪钢铁厂接下了为铁道部铸造冷铸车轮的单子，交货时因质量问题被退回了13件，这可急坏了厂里的领导干部，原因是国家规定的车轮制造指标（正品率）为80%，若将退回的13件不合格产品计算在内，厂里本月的正品率就只有79.9%。于是，厂长下令责成机电科从速修复次品，在突击之下有8只车轮得以修复并转卖给了其他厂家，从而将本月“合格”出厂的成品率提高到80.23%，“突破”了质量指标。 指标控管虽然给企业生产施加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但像新沪钢铁厂此般的“猫腻”行为又普遍存在着。有的企业是“以少报多”，谎报实际产量，有的“以次充好”，蒙混次货出厂。上海冶炼厂粗炼车间在浇铸铜块时混进"
- "同时，市委要求在宣传教育活动中，每名干部至少出席讨论三次，向工人解释缺粮的具体原因：一是人民公社“敞开肚皮吃饭，多吃了不少粮食”，而是“秋收时不少粮食没有收起来”，“密植缺乏经验也浪费了不少种子”，三是粮食供应没有安排好，并指定冶金局各正副局长、党委各部正副部长下到各单位担任报告员，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心领神会的工人在小组发言时都统一了口径，直道“中央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掌握不好”；“上面干部是好的，就是下面干部不好”。"
- "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苏联经济核算制的借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根据地时期。根据地公营工厂主要为供应军需，实行的是供给制（亦称报销制），不计盈亏。再加上技术条件低下，生产极不发达，许多工厂完不成每月的生产任务，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存在着不少质量问题。兵工厂生产的子弹打不响，枪支维修后运到前方仍不能用；被服厂做的军衣不合尺寸，扣子一穿就掉；纺织厂织出的纱布稀密不均；粮秣厂加工出来的大米有三分之一的糠。此外，原材料的浪费更加严重，中央印刷厂印一期《红色中华》浪费的油墨超过实际需要的一倍以上。还有大材小用、优材劣用，被服厂用几百匹高档的绸缎做军衣里衬。返工和浪费使得本就紧张的原料供应更是捉襟见肘，工厂时"
- "所谓“技术革新”，具体涉及生产设备、工具、流程、技术标准和操作方法等方面的改进，号召企业和工人“找关键”“出课题”，解决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对技术革新有实际贡献者以物质和荣誉奖励。依据同期下发的奖励条例，奖励标准有发明创造、技术改进、合理化建议三种程度级别之分，奖金额度以建议采用后一年内所节约的价值为基底抽成，对协助他人完成技术革新者也设有一定奖励。以上奖励规则着实复杂，且奖励兑现的周期也较长，因此，大部分基层企业干部并没有严格遵照行事，只是对建议被采纳的工人奖励一些小物品，如工作服、生活用品等；技术人员提建议还被视为分内的事，不予奖励。 运动的偏离还表现在企业虽鼓励工人提“合理化建议”，"
- "此时，国家（中央各工业部）所制定的计划有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两种。直接的指令性计划针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营和中央公私合营企业以直接计划为主，地方公私合营、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由主管部门编制间接计划（估算性计划），国家通过价格、税收、信贷以及加工订货等经济手段，来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工业企业在生产和流通方面留有一定的自主权，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可以进入市场；在劳动工资方面，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和工资等级标准范围内，企业可以自行安排部分职工晋级，实行必要的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
- "虽然企业的奖励基金与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挂钩，但企业的最优行为不是力争每期均取得最高业绩。为给下期生产指标的超额完成留有余地，隐瞒最高生产能力适当超额，才是那些拥有较好生产条件的企业的最佳选择。若该期产量富余，企业便将部分超额产品“埋伏”起来，留待日后指标完不成时，补缺补漏，机动使用。"
- "往后的事实证明，修订定额实际上成为主管部门和企业督促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有的企业是控制超额人数，超额人数突破一定比例就要重新修订定额。上海南洋烟厂控制的超额人数比例为50%，上棉十九厂的标准为30%。更有企业见有工人超额一点，就把定额提高一点，生产计划超额完成了，工人却可能因达不到新修订的个人定额，拿不到标准工资。"
- "根据1953年底新颁布的“国营企业提用企业奖励基金暂行办法”，在每季度结算后，完成生产总值、利润及利润上缴计划的工业企业，可依据不同行业的规定从计划利润和超计划利润中分别提取最高不超过3.5%和20%的企业奖励基金。在一个规模较大、利润丰厚的企业，这笔基金数额并不小，但许多工业部有规定，基层企业奖励金的30%应上缴主管局，用于“抽肥补瘦”以及弥补主管部、局不能向财政部报销的一部分开支，另有30%的基金必须用于增加固定资产，因此实际花费在劳动竞赛等职工奖励以及福利事业上的开支所剩无几。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也显示，从1953开始，工业企业中针对职工的奖励制度，取消的多，新立的少，虽然企业中"
作者简介
林超超，女，福建福州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基地班本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博连读，2013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基层社会与劳工政治。先后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史林》《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数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级身份与上海工人的物质生活研究（1949—1965）”（14CZS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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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还是有信息增量的，虽然不那么多~
除部分史料外，中规中矩，缺少惊喜
构想的指标体系失去作用，试图弥补的动员激励也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体制改革似乎也是一种必然。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去看前三十年的工业建设，承认其成就的同时，也尝试就“低效”特点做出自己的解释。一篇较为扎实的博士论文。
虽然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以苏为师，但因全党上下都对工业社会缺乏了解，而本能地排斥基于工业社会的经济、企业管理制度和科层制体系，本能地抵触所谓“繁琐制度”。在不喜欢、不善于采取常态化的管理的同时，又乐于使用群众性动员手段通过增加劳动力和工作量来赶指标、完成任务，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计划经济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双重国家，毛左必读书目
作者学历史出身，一不懂政治，二不懂经济，这么大的命题又为了课题基金束手束脚，前一半还明显在认真思考，后面真是拎不清，说不明啊，不行你找香港出版社出啊。
“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作出的努力。林超超著的这本《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在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实现其工业化诉求的，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劳动激励的独。以生产指标构筑起来的指令体系和赏罚体系，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器；对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的青睐，是国家常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办法。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在换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是不可估量的效益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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