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既为'士'的超越性辩护，又毫不留情地揭示其代价。余英时笔下，从'游士'到'士大夫'，知识阶层借'道'获得了高于'势'的精神权威，却也因此将'弘道'的重担独自扛在个人身上——没有教会、没有外在制度，只能靠'内圣'修身死撑。这种'以道抗势'的格局令人敬重，但其反面同样刺眼：当'无恒产而有恒心'成为士的专属特权，'为民请命'的崇高便容易滋生道德优越感，反而阻断了大众的社会参与。它不是给知识分子的颂歌，而是一份复杂的诊断书：既肯定其精神担当，也追问这种担当如何异化为精英的傲慢。
作者简介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200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后汉的生死观》（英文）、《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现代儒学论》等多种。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宏观梳理士阶层精神风貌演变
- 剖析道统与政统的复杂互动关系
- 揭示士从游士到士大夫的转型
读者共识
- 前四章关于士兴起的论述极佳
- 学术格局宏大，具有经典地位
- 部分观点年代感强，需批判读
精彩摘录
- "历史进入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士族化”；二是士和田产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主化”或“恒产化“。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话只能适用于先秦的游士。汉代的士大夫，至少从汉武帝以后，则很少是没有”恒产“的。”士族化“与”恒产化“事实上是同一社会发展的两面，其作用都是使士在乡土生根。离不开乡土的士当然就不再是”游士“了。"
-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所以“中庸”说“修身则道立”。儒家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固是事实。"
- "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社会学家研究古代帝国的政治系统，曾提出“自由流动的资源”（free-floating resources）的概念。所谓“资源”，人力和物力都包括在内。帝国的统治者对“自由流动的资源”的问题最为敏感。因为如果让“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发展而不加控制，则将威胁社会的稳定性。但“自由流动资源”如果过于贫乏，传统的（主要即贵族的）势力大张，则帝国的行政系统又会为之失灵。因此帝国的统治者必须经常地调节“自由流动的资源”，使之与传统的势力配合，并把这两股力量纳入共同的政治结构与组织之中。帝国的统"
- "春秋战国时期，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出现以后，首先便面临着如何对待政治权威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方面：从各国君主一方面说，他们在“礼坏乐崩”的局面下需要有一套渊源于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权力的合法基础。从知识分子一面说，道统与政统已分，而他们正是道的承担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领袖更高的权威——道的权威。 不过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不同，突破并没有带来天上王国与人间王国的清楚分野，耶稣与凯撒之间也始终无法划明权责。故中国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别具一格的。西方国家与教会对峙的局面则从来不曾在中国史上出现过。不但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从封建秩序中的士阶层蜕化出来的，他们也不能像西方专司神职的教士"
-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 "今天中外学人往往视“士”或“士大夫”为学者—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偏见，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按之往史，未见其合。事实上，如果“士”或“知识分子”完全不能超越他的社会属性，那么，不但中国史上不应出现那许多“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近代西方也不可能产生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马克思了。"
- "原始儒教不尚“空言”，但求“见之行事”。孔子所讲的都是一些当时人人可以懂得的人生大道理。儒教当然也有它的系统，但是至少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其中自然的脉络似乎多于人为的建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所以儒教不求“最后之因”，不问“第一原理”。孔子也许对“性与天道”都有自己的深刻了解，但那也是“但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孔子所始终关心的则在天下是有道还是无道。他把变无道为有道的责任首先加于“士”的身上，这便是所谓“土志于道”。总之，原始儒教要求“士”根据人人共见共喻的大道理，努力将我们的世界改得更好一点。天下愈是无道、愈是昏暗，“士”的改造世界的责任也愈大。马克思说：“哲学家从来都在以各种"
-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生的论断是完全根据西欧的历史经验而得来的。他的五阶段论也只是西欧社会经济史的一个总结。他把古代亚洲的社会经济形态含混地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要使它和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区别开来。总之，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唯物史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八八七年他再《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特别强烈地反对有人把他关于修资本主义发生的研究套用在俄国史的上面。......马克思晚年之所以特别声明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式痛感于他的信徒（甚至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内）把他的研究结果过度地推广了。"
目录
用户评论
粗读，想到很多。其实士不就引导了中国思想和文化吗？想到侯外庐，葛兆光，李泽厚等人的思想史。各有千秋，余的文章材料很多很细，严谨。比李泽厚的论证精细，理论运用上不像侯外庐定于一尊，而是注重理论的适用程度。可以说是站在古今中西审视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这才是大学者关注的点。个人目前看到李泽厚，尤西林可以比肩，这并不夸张，而后者往往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另外尤老师的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一书应该是哲学方向的更深层次的士的解读，应该相互结合来看。
现在看余英时不免以论代史
现代知识人发展自传统“士”，将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如公平民主法治等，看成自己独有的责任，此一方面滋养了他们自以为高尚的心理优越感，一方面又阻碍了群众的社会参与意识，最终易演变为民族发展的巨大障碍。这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收录了余先生关于中国＂士＂的相关文章.其实文章也不难找见,不知为何网价会炒的那么高.此书前前后后借了5次（校1次,院4次）,总算是结结巴巴看完了.但是还是觉得一种失落,花了那么时间却并没有提炼出多少对于＂士＂观念性转变的认识,很失落...哎,还是阎先生行文易懂,畅快...
非常适合新时代中国知识年轻人读，作者因为旅居美国，文笔很文化氛围很浓厚也很“以华卖华”
史料丰富，在历史的洪流中梳理出儒学与士的精神和实践脉络，并且能放在世界文明的参照系下横向对比，大师手笔
畅快淋漓
就理论角度而言，可能是一本有些被吹捧得过了头的入门书，暂且保留意见吧。对标韦伯一文有意思，后段数文于个人读书亦颇有益。冒号和引号这种问题，今年实在是不想接着说了。
注释从略，关于魏晋的两篇文章及主旨重复篇目跳读。《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四篇为最佳。
这是学术论文合集吧，不过，能看出其中的发展脉络，文章也不是乱选的。
余先生用中西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论证问题层层渐进，提供的史料详实清楚，辩证过程令人信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治学态度的严谨性。有些篇章读来，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下载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