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最先撞进眼里的往往不是枯燥的制度条文，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被推举为里长、替一里十户承担差役的中产之家，如何在“见年”与“排年”的轮转中被层层榨取，最终走向破产。梁方仲把目光从“田赋制度”的宏大叙事里抽离，聚焦于粮长这一夹在官府与民间之间的特殊角色——他们既享有特权，又沦为官府转嫁负担的替罪羊，所谓“代偿性土豪”的命运就此展开。读者最津津乐道的，正是这种举重若轻的笔法：表面讲得简淡，背后却压着二十余年的功力与对基层社会的深切体察。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记住年份与名目，而想看清制度如何在普通人身上真实运转的读者。
AI导读
核心看点
- 系统论述明代粮长制度的产生、演变与破坏过程
- 揭示粮长从特权阶层沦为破产差役的悲剧循环
- 剖析明中叶商业畸形繁荣背后的政治性剥削本质
读者共识
- 老派学人功力深厚，脉络清晰，是制度史研究典范
- 举重若轻，深刻揭示中产之家难逃的剥削循环困境
- 材料允当，观点犀利，被誉为该领域难以超越的神作
精彩摘录
- "明代里甲制度在洪武十四年（1381）正式建立。它是全国通行的关于户口编制和赋役供应的地方组织。它规定凡居处相邻近的一百一十户人家编为一里。每里之中，推丁多粮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每甲有首领一人名曰‘甲首’。先编排里甲的次序，由第一甲而至第十甲，再指定每甲应役的年份。每年由里长一名、甲首一名率领一甲十户来供应公家的差使。即在每十年之内，从第一甲以至第十甲皆需按照排定应役次序轮流供应一年，其余九年休息。应役之年名曰“见（现）年”；不应役的年份，名曰“排年”。十年期满，每甲皆已应役一次，然后重新编订下届的轮流次序。"
- "“采纳银数”总计达978万6462两。明代银课的税率是“十取其三”，由此可推算银的产量，其历年积累数至少比在三千万两以上。 自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七十二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关系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
- "自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七十二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关系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对外贸易的扩大和银币输入的激增，是与地理大发现……等事件息息相通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动向和发展程度在此时不但不落在欧洲各国之后，而且适合他们步武一致的。 可是大量的货币集中到商人的手里以后，他们就往往用来作“买田、造宅、置妾”等属于个人享受而非生产性的开支……"
- "在唐宋两代，官员多由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出身，是为“正班”。吏员和隶役同被勘为杂职。“士大夫”耻由吏得官。这种风气，到了元代有了很大的转变。元代的情况和辽、金相近。辽官僚由进士出身的“才十之二三”。金虽然较为重视科举，但它创立了吏员也算是正班官的制度。金制：进士及连考四场的终场举人皆得补吏员缺，与官员同样有班次（官阶）、俸给、升迁、调补的正式规定。金出身吏员而升任宰相、副相者多至十余人。因此士大夫并不以作吏为可耻。元代也是这样。"
- "这是有它的客观根据的。元朝以蒙古人入主中原，初时所有高官要职非蒙古人莫属，汉人与南人皆不得染指。但蒙古人缺乏行政经验，且当时法令繁冗，他们难以通晓，于是不得不以吏为耳目，因此一般行政实权往往旁落于为他们所赏识的吏员手中。明太祖虽然有意改革，但一时尚未能见效，所以明初“进取不拘资格，有掾吏而置身青云者”。其后，至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考试制度已趋完备，于是科举出身复被认为仕宦的唯一正途，吏员被斥为“杂流”，大半不得做官。官和吏从此又分开，吏只管事务，官主持政令，和元代的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 "各地的税粮，以其输送的地点来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留在本地供地方开支的，这部分名曰“存留”；其二，是输送他地的，这部分名曰“起运”。“起运”又可分为两种：一为运送京师的，名曰“京运”；另一位拨送他府州县或拨送军卫作官军俸粮的，名曰“对拨”。"
- "元朝以蒙古人人主中国，初时所有高官要职非蒙古人莫属，汉人与南人皆不得染指。但蒙古人缺乏行政经验，且当时法令繁冗，他们难以通晓，于是不得不以吏为耳目，因此一般行政实权往往旁落于为他们所赏识的吏员手中。明太祖虽然有意改革，但一时尚未能见效，所以明初“进取不拘资格，有掾吏而置身青云者”。其后，至明宪宗（朱见深）成化（1465-1487）年间，考试制度已趋完备，于是科举出身复被认为仕宦的唯一正途，吏员被斥为“杂流”，大半不得做官。官和吏从此又分开，吏只管事务，官主持政令，和元代的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选举制度确立，粮长的升官机会丧失了。这个转变标志着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强化，选拔和任用官吏已有明确的经常"
- "关于粮长制的演变情形，总的说来，粮长的任期是从长到短；粮长的职务是从一人包揽到数人分工，甚至数十人朋充；粮长的社会地位从“煊赫如官府”没落成为痛苦的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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