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尖锐之处，在于它拒绝把“去政治化”当作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一笔带过，而是追问：是谁、以何种方式，让“社会”“市场”“民间”这些名义脱离了具体的权力关系？汪晖的锋利，正落在这一点上——他坚持政治分析不能止步于经济数据，而必须回到不同社会力量的立场与博弈。这也正是争议的焦点：读者既敬佩他祛除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穿透力，也诟病其将新中国前二十年政治理想化、回避了政治本身的复杂与权谋。它不适合寻求轻松读物的读者，却适合那些愿意追问“民主究竟以何种形式在场”的人。一本思想史著作，最终也成了思想史的一部分——读它，是在参与一场尚未结束的政治思辨。
作者简介
汪晖，1959年10月生，江苏扬州人。曾就学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991）、《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剖析90年代市场化转型中的思想状况
- 批判新自由主义与去政治化进程
- 重审60年代政治实践的历史意义
读者共识
- 学术功底深厚，但阅读门槛极高
- 对去政治化批判深刻，具启发性
- 部分读者认为其叙事存在偏颇
精彩摘录
- "然而，为什么不仅在军事斗争的条件下，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阶级斗争”的暴力性也仍然没有终止？为什么也恰恰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革命政党曾经追求的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作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权利）反而遭到极大的扼制？……在这里，政治性的阶级斗争所关注的与其说是社会阶层的结构状况，毋宁是不同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态度和立场——态度和立场是一个能够通过理论探索、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而发生转变的领域，即一个能动的政治领域。“GPCR”，就其概念而言，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它诉诸的是一种政治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否则这场“革命”就不会用“文化”来加以界定。"
- "1989年国家的内部分化与国家本身的利益集团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中，今天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萌发，它的核心内容是将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进化，在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进自发私有化进程，并通过立法程序将这一人为制造的阶级和利益分化过程合法化。 因此，“新自由主义”（亦即“新保守主义”）体现的主要是在国家的利益集团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它的若干原则已经经由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网络内化为国家的改革政策。这一市场激进主义在国家合法性出现危机的时刻表现为“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即利用国家权威和精英推动激进的市场扩张），在另一些人那里则又以“新"
- "这个沉默不仅是对60年代的激进思想、政治实践的拒绝，即不仅是对作 为中国之 "60年代"的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拒绝，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也隐含了对于整个20 世纪中国的怀疑以至否定。（p1） 对于60 年代的拒绝和遗忘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持续性的和全面的"去革命"过程的有机部分一一如果我对"短20世纪"所做的上述三点概括基本成立的话，"去革命过程"就必然表现为工农阶级主体性的取消、国家及其主权形态的转变和政党政治的衰落等等。（p2）"
-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
- "中国的60年代与中苏论战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自身的演变的担忧密切相关。“文革”中提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试图通过大众参与突破党-国体制的框架，但由于这些斗争本身与群众运动内部的派性斗争和党-国体制内的权力倾轧纠缠在起，导致了大规模群众暴力和政治迫害，早在1976年之前，60年代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已经黯然失色。"
-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60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望、怀疑和根本性的否定构成了70年代至今的上述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当批判的知识分子试图对当代社会危机——三农危机、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的扩大，体制性腐败，等等——做出分析之时，针对他们的最为有力的武器就是：你们是要回到“文革”吗?这一“彻底否定”的姿态取消了任何对当代历史进程进行真正的政治分析的可能性。"
- "在1980年代有关越南战争的思想反思和文学创作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不是对于战争和新的国际关系的思考，而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至谴责“文革”成为这一反思的道德合理性的全部支柱。这是以否定“文革”为由捍卫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的一个明显例证，这一方式从此盛行不衰：一切针对当代的批评均可视为对“文革”的回归，因此不具有任何合理性。"
- "显然，1975年的理论辩论已经孕育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提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许多重要的前提。若没有对这场辩论的理论反思和政治清算，邓小平在再次复出后就不大可能迅速调整改革方向，而更可能沿着他第一次复出后的方针——即通过整顿重建计划经济的方针——推进现代化计划。"
目录
用户评论
我总怀疑没有人能真正读完这本书，左派的基本观点、基本范式和基本的毛病几乎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最明显的是对政治这一词汇的理想化，好像新中国前20几年的政治理念是好的，只是一沾上现实政治中的派系斗争和争权夺利就不好了。殊不知政治从来都是复杂的，不深入现实的政治根本就不是政治。汪晖应该阅世极深，但还犯这种错误，可见搞学术和生活的双重标准是很多学者的一大毛病。
我们尤其要区分清楚两点：第一 拉康与后结构主义的差别 第二 左翼与后殖民的差别 these two points differ universalism-leftwings from imbecile reactionists 汪晖可惜没走到最后一步
思考二十世纪的一个前提性研究~
前面是政治学的内容，后面成了社会学的调查了。不过，这也就是中国的现状了。
值得思考的，为什么当今左派在学术研究上的整体实力远超右翼。
比较一般，整体匠气较重，观点较旧，也有好几篇滥竽充数。在世纪之交作成的文章，自是能体会到其时所谓革命政党放下意识形态旗帜，往全社会的执政党方向转变的机会主义路线，即所谓政治政党的“去政治化”。而从当今观察，作者“从"党一国体制"向"国一党体制"的转化:前者包含着一种政治性的态势，而后者则专注于权力的巩固”的观点，也只符合一半：不仅要党国，权力也要巩固。显然，一个列宁式的，阶级森严的，有自我意识形态差异的政党，机会主义路线永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不可能去否定自身，完成真正的，中立的蜕变。一旦时机转变，它便随时切换回高呼“Revo”之党。“广大民众所期待的改革、所理想的民主和法制，不仅是一套程序性的政治构架和法律条文，而且也是通过重构政治和法律构架保障社会公正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
我是看不太懂的。翻了翻前二篇
选读。谈90年代逃不过汪晖。很有思想力，但是这文章的风格实在是一言难尽。《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值得反复读。对三种社会主义的路径解读很有启发。但文章宏观高屋建瓴颇有理想的一面，对前三十年尤其是文革予以同情理解和理论化的理想化认识同时，却又把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可取的成绩给一口气抹去了。这是需要谨慎对待的。
拳拳之心
汪辉的反思深度远超过了他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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