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锋利的地方，在于它揭穿了“女权启蒙”这一宏大叙事背后的性别算计。作者指出，从梁启超到“五四”男性启蒙家，所谓为妇女争取解放，出发点始终是男性与民族国家的利益：女性被要求既享有与现代男子同等的权利，又必须承担“母性”与牺牲精神，成为强国强民叙事中被重新征用的角色。读者反复提及的“隐患”正在于此——变革触及了女性的社会职责，却从未动摇“女性附属于男性”的精神内核。书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它让何震“凡所谓男女者，均习惯使然”这样早于波伏娃半个世纪的声音浮出水面，又冷静呈现了这场启蒙如何以“女权”之名，将女性引入为男权牺牲的“火坑”。它适合那些不愿接受“解放”只是被赋予、而想追问谁在定义解放的读者。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揭示清末民初女权启蒙实为男性话语建构
- 剖析女权话语如何被民族国家利益所裹挟
- 以女性主义视角重审近代思想史与性别政治
读者共识
- 视角独特，颠覆了既有的近代思想史结论
- 史料翔实，但部分章节逻辑略显杂乱晦涩
- 深刻揭示女性声音在宏大叙事中的失语困境
精彩摘录
- "在对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中，与20世纪中国讨论妇女问题的情形不同，无论是在西方学界还是中国本土，首先都是女性自己开始关注妇女与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关系。在西方学界，女性主义者在后殖民或后现代理论的话语框架内对妇女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行反思，对遮蔽妇女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发起了正面的挑战。在谈论妇女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时，一些女性学者喜欢援引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其出版于1938年的《三枚金币》中所表述的立场：“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她以女人的名义声明：“将约束自己不参与任何爱国主义示威；不附和任何一种国家民族的自我吹嘘；不参与任何鼓励战争的团体和"
-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出版于1938年的《三枚金币》中所表述的立场：“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她以女人的名义声明：“将约束自己不参与任何爱国主义示威；不附和任何一种国家民族的自我吹嘘；不参与任何鼓励战争的团体和群众；不出席任何军事的展览、竞技、表演、颁奖以及一切类似活动。决不置身于这类场合，去鼓励将‘我们的’文化或‘我们的’统治强加于其他人群的欲望。”"
- "总之，“五四”时期的“妇女主义”包含着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欲望想象等多重因素，虽然它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想象，但却依然是一种以男性主体性为根本出发点和立场的对妇女的想象，它与中国现代初期的女权启蒙一样，是一种男性话语对女性乃至女权的建构，而不是妇女自己创建和从事的事业。"
-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出于利害得失的考虑，致使中国女权启蒙在一开始就埋下了一种“隐患”：它首先不是考虑妇女的利益，而是考虑男人或男性的民族国家利益。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女性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但是那种视女性为附属于男性的男权文化的精神内核并未被触及，相反，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以新的形式，调整和确立着妇女在整个民族国家中的地位一一妇女在完成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天职”的同时，又被赋予了辅助男性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重任”。"
- "婚恋自由是“五四”启蒙家们最为关心、谈及最多的话题，当时的男性子辈与女性一样没有恋爱和婚姻的自主权，对此他们有着切肤之痛，因此在婚恋自主这一信念上子辈男性与女性结成了最息息相通的同盟关系。然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虽然“五四”启蒙运动已完全不同于梁启超等人的“女权启蒙”——如果说梁氏等人是持一种集体主义的民族国家立场、而“五四”男性则持一种个人主义立场，他们甚至自称“妇女主义”者。虽然他们所讨论和涉足的妇女问题显得面目繁杂，但实际上却有着较明显的中心主题和性别立场ー一“五四”男性急于摆脱传统的束缚、向往建立一种更为自由、更现代、西方化的两性关系，他们从追求婚恋自由出发、构想着自身的伴侣——新女性的"
- "其实，将性别压迫归根于私有制并非仅仅为无政府主义所专有，国际社会主义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早期社会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波伏瓦都将妇女在承担体力劳动中处于劣勢而受压迫与私有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有关性别压迫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后来的西方女权主义者有着独到而深刻的阐释：早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人类社会就存在着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一“性/社会性别制度”，也就是说，性别压迫虽然与私有制密切相关，但却是由有着自身运作的一种制度而导致的，因而无法将二者混为一谈。然而在20世纪初的人们的思想框架中却还无法看清这一点，因此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混乱是在所难免的。"
- "鲁迅在1930年代曾这样概括那个时代的女性境遇：“现在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么二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鲁迅又满怀同情地感叹道：“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从《妇女杂志》的办刊方针和立意看，再重读鲁迅的这段话，我们能够非常深刻地领会那时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的处境。鲁迅用了“买淫”而不是“卖淫”，他将娼妓制度及准娼妓制度的原因归结为买方"
-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女权主义“提倡建立女性的话语，把‘转变话语’作为她们的理论策略。她们指出，现实是由话语构成的，人们往往习惯于接受被告知的现实，而很少思考自己的真实处境。在父权制社会中，支配群体就是通过控制言论来控制现实的，由此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妇女没有自己的话语，就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体验重新解释这个世界。妇女不能表达自己的经验，实际上就是把经验压抑在无意识层次，或者说没有自己的经验。这样、作为一个沉默的群体，妇女成为一个被埋没的群体”。在中国，作为一个群体的妇女基本也是没有发言权的，尤其是中下层劳动妇女，王蕴章替代了她们将妇女的诸多经验通过《妇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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