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一个寡妇以保证金买入的美国钢铁股票在华尔街恐慌中被清仓。她十三岁的儿子把这一幕记了一辈子,后来写出一本九十多年仍在印行的书。这本《证券分析(全新升级版)》不承诺秘诀,它只训练一件事:先把投资和投机分开。

1904年,格雷厄姆的父亲去世,母亲成了寡妇。她努力维持丈夫生前经营的进口生意,之后又经营了一家寄宿公寓,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1907年,市场看涨情绪高涨,她以保证金方式购入了钢铁股票;那年晚些时候,华尔街陷入恐慌,她的账户随即被清空。罗杰·洛温斯坦把这件旧事放在新版导读的第一页,并写道:格雷厄姆职业生涯中买过的所有股票,都不如他母亲购买的那批少量的美国钢铁股票对他更有影响。

1914年,格雷厄姆进入纽伯格·亨德森·洛布公司的债券部门,每周领取12美元的工资。当时法规尚未完善,公司的信息十分稀缺,“股票投资者并非真正的投资者,而是追随趋势的投机者。然而,格雷厄姆是个例外。”他靠大量调查工作,坚持基于资产价值来分析证券。早期的一个成功案例是古根海姆勘探公司——他推测,该公司持有一批被华尔街低估的有价值矿业股票。1916年,年仅22岁的格雷厄姆不仅在纽伯格公司领取薪水,还为他的某位教授管理投资。

然后那年秋天,股票进入长期下跌阶段。尽管有他母亲的前车之鉴,他还是以保证金购买股票。结果,他被迫亏本卖出,并花了两年时间来弥补教授的资金损失。这本《证券分析 (全新升级版)》里几乎所有的冷静,都是这样一点一点换来的。一个人对账本的态度,往往比账本上的数字更说明问题,站内那篇《她记账不用年份,用母亲在不在》写的是另一种尺度的记账。


投资是成功的投机,投机则是失败的投资

书名里那个词本身就在一片模糊地带。节选里,格雷厄姆把它拆成三种含义。

第一种,把钱投入一个企业。比如一个人“投资”1000美元开杂货店;在1929—1938年,钢铁行业的年均投资回报率(考虑债券负债及留存收益之后)为2.40%。这是纯粹描述性的用法,不带判断,但它承认风险的存在——普通的商业投资是冒着“业务风险”进行的。

第二种,金融领域里所有证券都叫“投资”,投资证券商、投资公司、投资信托。它“是一种简便而稍显委婉的概括语,旨在给五花八门的金融交易一个体面的说法”。

第三种,才是与投机相对的那个严格内涵。当两者含义截然相反时,几乎人人都能大致了解其差异;但若试图精确阐述,就会遇到困难。按犬儒主义者的定义,投资是成功的投机,投机则是失败的投资。

接下来他给了两个反例。美国政府证券通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投资媒介,但它同样会出现绝对投机性质的运作——庄家会通过预期债券收益快速上升而大笔购入债券。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普通股在1931—1935年既没有股息、盈利,也没有有形资产支撑,可它在1929年被广泛认为是一项投资,还被纳入了业内领先的“投资信托基金”资产组合。

标签不可靠。可靠的是那个动作:你买下的,究竟是一份资产,还是一个关于未来的说法。

钱本身是什么,是这条追问的另一端,可以接着看《货币的本质》。


四个词:证券、价格、时间、人

第2章开门见山。所有问题都能被更完整地表述为:投资者I是否应在T时刻以价格P买入(或售出,或持有)证券S?

他逐个谈,从后往前,先谈“人”。个人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有意购买者的财务状况。一项对于商人而言有吸引力的投机性买卖,可能并不适合收入有限的受托人去尝试。还有财务素养、能力、性格与偏好——这些有时确实至关重要,但通常不是分析中的决定性因素。“分析得出的结论大部分与主体无关,对投资者或投机者同样适用。”

然后是时间。这里有一个我读了两遍的细节:

1931年6月,最高等级的铁路债券的收益率为5%,这似乎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该类债券的平均收益率为4.32%;但同样的收益率在6个月后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了,因为此时这类债券的价格大幅下降,平均收益率已上升至5.86%。最后,几乎所有的证券投资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金融和商业前景预期的影响。

同一个5%,六月是机会,十二月是陷阱。变的不是债券,是你站在哪个时辰看它。

节选里还留着一个更早的对照:1927年,票面利率为3.5%的证券收益率为3.39%,而同时到期的票面利率为4.25%的美国自由公债收益率为4.08%。对于那些不能从票面利率3.5%的美国自由公债中享受免税优惠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宁可投资于需要缴税但收益率较高的政府债券。同一张票面,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东西。


债券要在萧条的年份里受审

“购买债券应以经济萧条时期的表现为准。”他把这句话放在第7章开头,并承认它“似乎不言而喻,甚至有些老生常谈”。理由是:当经济环境有利时,任何债券都会表现良好;只有在经济萧条时期,强势债券相对于劣势债券的优势才会变得明显和至关重要。

投资者相信债券能免疫于萧条,通常基于两个理由:一个是某些行业的盈利能力不会大幅下滑,另一个是企业安全边际大,即使盈利下滑也不会有危险。前者如电力和照明公司,后者如美国钢铁公司的子公司。

他反对第一种。因为“根本不存在抗跌的行业”。爱迪生公司的盈利水平的确只有轻微下滑,但考虑到公司在经济繁荣时期的盈利有限,即使是轻微的下滑,对公司的打击也是致命的。于是投资者发现,自己与其他债券持有者一样,都非常关注公司在未来经济兴衰下的适应能力。

结论落在一句很朴素的话上:区分行业,不应该看经济萧条时是否受影响,而应该看经济波动时受影响的程度。企业越稳定,越适合债券融资;企业不稳定性越强,为了满足利息费用的支付,对安全边际的要求越高。换言之,债务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应该更低。如果企业本身不稳定,企业能否在持续不利的经济环境下生存就值得怀疑。

把企业换成国家,这个模型仍然咬得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