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店铺的学徒把一张八寸长、五寸宽的大红纸塞进别家门缝。纸上有三个乌黑的欧体正字：汪嘉勋。写这张名帖的人，是汪曾祺。他从这三个字里认出了自己的来处。
汪曾祺的祖父名叫汪嘉勋，中过前清末科的拔贡，功名道断之后回家经营产业。他置田两千多亩，开了两家药店，万全堂和保全堂。药店过道的金字对联写着：“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这不是一句漂亮话。县里有几家门面辉煌的大药店，店员生了病要抓药，都不在本店配，叫家里人到万全堂来。
你看，所谓“家风”这种大词，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张红纸上的楷书、一副对联的墨迹、一句“必须卖地道药材”的固执。汪曾祺写这些的时候，语气平得像在报账。他不抒情。可你读完那两千多亩瘦田、那头拴在檐下的驴、那个把包粽子的麻筋拣干净的嘱咐，忽然就明白了：一个人后来的温厚与分寸，是从哪里来的。
这本书叫《汪曾祺散文》。它的好处，恰恰在于它从不打算教育你。它只是把一堆人和事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闻见味道。
他写人，只用几个动作就把人钉在纸上
汪曾祺写人有一手绝活：不评价，只给动作。
写老舍先生，他不说“平易近人”。他写那座东城迺兹府丰富胡同的小院，写院里两棵柿子树，写老舍和夫人胡絜青把花一盆一盆抬进抬出，天气晴和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写客人进屋，老舍先生执壶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写齐白石，他不说“大师风骨”。他写老人每天煮饭的米要自己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有人要拍他的画，他说“没有！”后来学生再三说服，他才从画案的缝隙里取出一卷，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
写萧长华，他不说“德艺双馨”。他写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从不坐车，上颐和园唱戏也是走着去走着回，少说也有三十里。到天津演戏自备伙食，一棵白菜，两刀切四爿，一顿吃四分之一。可他买了几处“义地”，专给死后没葬身之所的穷苦同行预备。有唱戏的死了老人办不了事，来磕一个头报丧，萧先生一面问“你估摸着，大概其得多少钱”，一面就开箱子取钱。
这些段落没有任何形容词在使劲。可“懂得吃而不吃，这是真的节俭”这一句，比一万字的道德文章都重。
“一块番薯掰两半”
如果只能给你看一段，我选这段。它写的是唱腔，读完你耳朵里会有声音。
裘盛戎把花脸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前的花脸大都以实大声宏、粗犷霸悍取胜，盛戎开始演唱得很讲究，很细，很有韵味，很美。盛戎初露头角时，有人对他的演唱看不惯，嘲笑他是“妹妹花脸”。这些人说对了！盛戎即便是演粗豪人物也带有几分妩媚。粗豪和妩媚是辩证的统一。男性美中必须有一点女性美。
盛戎非常注意宏细、收放、虚实，不是一味在台上喊叫。这样才有对比，有映照，有起伏。他在《姚期》中打的虎头引子，“终朝边塞”几乎是念出来的，而且是轻轻地念出来的，下边“征胡虏”才用深厚的胸音高唱，这样才有大将风度。如果上来就铆足了劲，就不像个元老重臣，像个山大王了。《雪花飘》开场四句：“打罢了新春六十七（哟），看了五年电话机。传呼一千八百日，舒筋活血强似下棋。”盛戎也是轻唱，在叙述中带点抒情，很潇洒。这四句散板简直有点像马派老生。旧本《杜鹃山》有一场“烤番薯”，毒蛇胆在山下烧杀乡亲，雷刚不能下山搭救。他在篝火中烤一块番薯，番薯的糊香使他想起乡亲们往日待他的恩情，唱道：“一块番薯掰两半，曾受深恩三十年……”“一块番薯掰两半”是虚着唱的，轻轻地，他在回忆。“深恩”用足胸腔共鸣，深沉浑厚，感情很浓重。
一个花脸，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嗓门大，是知道哪里该轻。这句“粗豪和妩媚是辩证的统一”，说的是戏，也是人。汪曾祺懂这个，所以他自己写散文也从不铆足了劲。
如果你想顺着这股劲儿往外走一步，可以看看《欢乐颂与沉思颂》——同样是谈艺，同样不肯大声。而《一个没干过那件事的人，以他的性格，干得出来》那篇文章讲的，恰好也是“性格如何决定一个人在关键时刻的动作”，与汪曾祺笔下这些看人的眼光，是一路货色。
他写过最疼的东西，也没提高过嗓门
这本书里不全是温情。吴大和尚家开烧饼饺面店，饺面四十年前是一百二十文一碗，即十二个当十铜元。桶炉烧饼贴壁烤，芝麻多，带椒盐味。他年轻的老婆管包饺子下面，个子不高，身材苗条，肤色微黑，眼睛狭长，睫毛很重，是所谓“桃花眼”，左眼上眼皮有一小疤，这块小疤使她显得很俏。她从不和顾客眉来眼去，只是低头做事，不声不响。
然后汪曾祺写了一句：“表面上看起来，这家过得很平静，不争不吵。其实不然。吴大和尚经常在夜里打他的老婆，因为老婆‘偷人’。”
没有评论，没有控诉，没有为谁辩护。他就这么把一间干净的小店堂和夜里的打声放在同一段里。这是很硬的写法。他知道生活的真相是并置的，不是判断的。
再看他写沈从文。沈先生忽然改行，一生分成两截：一九四九年以前写小说和散文，四十几本；一九四九年以后做文物研究，弄出一本又重又大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汪曾祺说自己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但也说不出个究竟。他提到郭沫若不点名的文章，“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他还抄了沈从文信里的话：“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
这里没有追问，只有一个学生替老师把话记下来。这些文字的分量在于：它不喊冤，它只是留档。《一个男人，把最后一条蚂蟥踩死后，扣上了衬衣领子》写的也是这种沉默的、把事做完的人。
今晚就能做的两件小事
不用等到周末，也不用做笔记。
- 第一件：找一样你家饭桌上最普通的吃食，写下它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就像汪曾祺写跳面——墙上挖一个洞，木杠插在洞内，下置面案，人坐在木杠上，一步一跳地压那一块和得极硬的面。压出来的面切得极细极薄，下锅不浑汤。你要是写不出来，就去厨房站着看十分钟。这就是全部的训练。
- 第二件：给一位还在世的长辈打个电话，只问一个具体问题——他年轻时用过的第一个工作证上，写的是什么字。汪曾祺对祖父的全部记忆，起点就是那张八寸长、五寸宽的大红纸上，三个核桃大的楷书。
这本书没有门槛，翻开任何一页都能进。想接着往下走的，《汪曾祺散文》就在那里；愿意看点别人怎样在具体活计里熬日子的，可以翻《田老师打工记》；想学“等”这件事的，还有《静候葡萄成熟时》。
导游的活儿到这儿就完了。这五分钟要是让你对自己多满意了一点，哪怕只是想起某个也爱把菜扛在拐杖上的老太太，我就不算白吆喝。现在把页面关掉，去读原著吧。你的那一页，和我读到的，不会是同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