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结构》深度解读：919册之后，世界换了一副眼镜 | 无名图书

本文由无名图书编辑部借助 AI 整理初稿，并经人工编辑审核校对后发布。如对内容有勘误建议，欢迎通过联系我们反馈。

1962年，一本专著印在《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第2卷第2期里，第一年只售出919册。二十五年后，它的总销量近65万册，屡屡被列进“引用率最高”的名单。它就是《科学革命的结构》。它讲的其实是一件很朴素的事：科学不总是往前爬，有时候是整个换一个世界。

把那份账目摊开看更清楚：1962—1963年售出919册；1963—1964年售出774册；次年，平装版售出4825册；到1971年，第一版总共售出超过9万册；1987年年中，出版25年，总销量近65万册。它起初只是《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里的一本专著，而那套书的28位编辑和顾问名单里坐着塔斯基、罗素、杜威、卡尔纳普和玻尔。多年以后，伊恩·哈金在导读里点破了这份尴尬：大多数评论家都发现，库恩在这里发表《结构》颇具讽刺性，因为《结构》破坏了隐含在该计划背后的所有实证主义学说。

一本薄薄的、原本写给同行看的小册子，怎么就把一整代人的眼镜换了？答案不在“颠覆”这个词上，而在库恩对科学家日常的观察：他们绝大多数时间并不在推翻什么。

范式不是正确理论，是免于吵架的手艺

库恩1949年获物理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转折点是一次意外：他为非理科生开了一门介绍物理学的实验性课程，第一次接触科学史。“令我完全始料未及的是，对过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了解，彻底颠覆了我关于科学本质和科学之所以特别成功的理由的一些基本观念。”

他给出的模型很简洁，简洁到有点冒犯：一门科学之所以能运转，靠的是某些过去的成就同时具备两个特征——足够空前，能吸引一批坚定的追随者改弦更张；又足够开放，有许多问题留待重新界定的研究者群体去解决。他把这样的成就叫作“范式”。他列出的例子是一串书名：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至大论》、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光学》、富兰克林的《电学》、拉瓦锡的《化学基础论》、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后续的几代研究者暗中界定了某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

注意“暗中”这个词。范式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写在墙上的纲领，而是被反复演练的题、被翻烂的书、被当成理所当然的做法。顺着这个杠杆看，常规科学就不是保守，而是解谜题：哈金举高能物理为例，为确证一种尚未发现的粒子，从数学到工程有无数谜题要解，而“解这些谜题不会带来任何新的理论或现象”。这正是库恩讲对的地方——常规科学并不旨在求新。

麻烦也在这里。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在一篇常被引用却鲜有人读的文章里统计出，库恩在《结构》中对“范式”的用法多达21种。库恩在1969年的后记里承认：“范式作为共有的范例，我现在认为是本书最新颖也最不被人理解的方面的核心要素。”（第186页）他甚至提议改用“范例”一词，晚年干脆放弃了这个词。一个概念的发明者，最后成了它最难控制的人。这也让人想起《学衡派谱系》里的情形：一个学派的真正黏合剂，往往不是宣言，而是几本共同读过的书、几条共同守着的方法。

危机不是坏消息，是争论退回到基础上

库恩对“推翻”这件事极其吝啬。反常堆积、修补失效，在他看来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决定拒斥一个范式的同时，总是决定接受另一个范式。导致这一决定的判断不仅涉及范式与自然的比较，而且涉及范式之间的比较。”（第78页）接下来有一段话语气更强：“拒斥一个范式而不同时接受另一个范式，等于拒斥科学本身。”
危机涉及一段反常研究而非常规研究的时期，在此期间，“相互竞争的阐述迅速增加，愿意尝试任何东西，明确表达不满，求助于哲学，就基础进行争论”（第91页）。

这段描述可以当成一枚探测器随身带着。判断一个领域是否真在危机里，别看它宣布了什么新口号，看它的争论是否开始往基础上退：求助于哲学，就基础进行争论，愿意尝试任何东西。这是共同体失序的声音，不是坏消息，是换轨前的响动。

哈金还补了一刀：库恩把科学的首要工作看作理论性的，实验被放在第二位；而彼得·伽里森指出，理论的、实验的和仪器的三种传统相互平行、基本独立，“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生命”。库恩“径直忽略”了实验或仪器上的巨大创新。这个盲区值得记住——读他的时候，要替他把仪器的位置留出来。至于外部事件如何成为导火索，库恩自己也留了口子：只要看看哥白尼和历法就会发现，外在条件也许有助于把一个单纯的反常变成一场重大危机的导火索。这条线索在《一场瘟疫，为西晋按下了倒带键》里有一个可以对照的样本。

被摩擦过的玻璃棒，为什么没人记下来

库恩真正厉害的，不是他讲革命，而是他讲革命之前那些乱糟糟的年月。

关于热、颜色、风和采矿等的培根式的“志”中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其中不乏深奥难解的。但它们把后来被证明具有启发性的事实（例如通过混合而生热）与一时过于复杂而根本无法与理论融为一体的其他事实（例如粪堆会发热）混杂在一起。此外，由于任何描述都必定是不完整的，所以典型的自然志在它极为详尽的论述中，常常会遗漏对后世科学家有重要启发的一些细节。例如，早期的电“志”几乎都未曾提到，谷壳被摩擦过的玻璃棒吸引后会再次反弹出去。这种效应似乎是机械效应，而非电效应。再有，由于随意的事实收集者很少有时间或工具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所以自然志常常把上面那些描述与我们现在还无法确证的其他描述（比如逆生热或冷却生热）并列起来。

玻璃棒吸起谷壳又让它弹回去，那个瞬间被漏掉了。不是观察者不诚实，而是没有一套信念告诉他什么值得记。库恩在导言里把话说得很硬：观察和经验能够而且必须大大限制可容许的科学信念的范围，否则就没有科学了；但仅凭观察和经验并不能决定这样一套特定的信念。事实不会自己发光，它得先被一个共同体认为重要。《一位纳税人的一句话，让生物学博士在墨西哥餐厅里结结巴巴》里那种卡壳，也许多少就是这种“重要性排序”被撞了一下的反应。

不可公度：两个人在同一个世界里干不同的活

库恩在第十章写得很不客气：“我们不由得要说，哥白尼之后，天文学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第117页）“我们不得不说，发现氧气之后，拉瓦锡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第118页）谨慎的人会说这是隐喻，世界只有一个。库恩偏要往深处走一步。

但哈金提醒读者，别把“不可公度性”当成玄学。学生们高中用牛顿力学，大学学相对论；火箭是按牛顿力学设计的，人们说牛顿力学是相对论力学的一个特例——那么，究竟是什么不可公度？哈金的回答指向一个非常具体的现象：在高能物理学这类大规模研究中，许多在细节上彼此隔膜的专业人士必须协作，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克里奥尔语的“交易区”（trading-zone）。库恩后来把科学看作达尔文式的，革命类似物种形成：一个物种分化成两个，各自有自己的演化路径，越来越难理解彼此在做什么。

所以不可公度不是“真理不存在”，而是共同体分家。同一个人到了另一个共同体里，连“这算不算问题”都要重新学。这也是为什么《现代思想中的恶》这样的书值得并排读：一个词在不同的世界里，指的常常不是同一个东西，而说话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换了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