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位女研究员被告知,学院通常推荐女毕业生去女子学院。她接受了那封推荐信,去了史密斯学院。五十年后,由她主持的研究记录了142位女性从21岁到72岁的人生。这本书不承诺答案,它只把一群人的账本摊开,让你看清自己手里那把尺子,是从哪儿来的。
194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要求全体教员签署“忠诚誓言”,发誓自己不会支持共产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正在领导一场由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和强烈恐惧推动的不容忍运动,通过指控人们支持共产主义而毁掉他们的生活和事业。这一年,猎巫运动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尊敬的爱德华·托尔曼教授因为组织全体教职工反对签署誓言,辞去了教学职务。这场运动如何把“正确”变成一种生存技术,另一本书《现代思想中的恶》里有更冷的解剖。
同一年,一位年轻的女研究员遇到的是另一种阻力。它温和得多,也因此更难指认。那时候,是由教师委员会决定给毕业生推荐什么样的职位。研究生院办公室的秘书告诉她,学院通常会推荐女毕业生进入女子学院。没有争吵,没有控诉,她感到失望,然后接受了前往史密斯学院的推荐信。
后来的事写在《踏入她们的河流》开头几章里:史密斯学院非常适合她,教员男女混合,工作出色,相互尊重。她在那里认识了丈夫亨利·赫尔森,他当时正在附近的耶鲁大学教数学。1952年两人结婚,她每周一半时间在史密斯学院任教,另一半时间和亨利住在纽黑文。也是在纽黑文,她发现女性在数学界的地位很低,女性及其思想总被忽视——“在宴会上,高谈阔论的永远都是男人”。
这段经历值得记下来,不是因为它悲壮,而是因为它精确:一次排除往往不表现为拒绝,而表现为一句体贴的“我们通常……”。人被推向另一条河道,还以为是自己在划桨。1958年,米尔斯学院142位大四女生参与了一项关于女性创造性潜力的研究,她们出生于1936年至1939年,美国正从大萧条中恢复,战争的阴云正在地平线上酝酿。此后,21岁、27岁、42岁、53岁、61岁、72岁,她们一次又一次被回访。从1958年到2009年,横跨半个世纪。
一把叫“社会时钟”的尺子,量错了多少人
1958年,社会为这些大四女生设定的路径只有一条:毕业、结婚、生子。作为大四学生,所有的米尔斯女性都写下了对结婚的期望,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有孩子。追寻职业道路的人只是少数,她们感到了自己的边缘性。
然后研究者把刻度摊开,摊成一条看得见的线:
- 21岁:普遍预期将遵循传统路径,在家庭与事业间做出取舍
- 27岁:自我韧性开始下降,更关注自身不足与内在需求
- 42岁:不再恐惧未知,逐渐寻获真实的自我
- 53岁:愈发自信独立,情感上减少对他人的依赖
- 61岁:重在追求个人兴趣,希望“尝试未曾做过的事”
- 72岁:“我仍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会尽力做到最好”
27岁那一条最反直觉。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二十几岁是体力、机会与可能性的峰值,数据说,那是自我韧性开始下降的年份,人开始更关注自身的不足与内在需求。这不是失败的信号,这是曲线的形状。至于“不再恐惧未知”,它要等到42岁。恐惧不是被说服走的,是被时间磨掉的——如果你想提前认识这位同行者,《恐惧给你的礼物》可以当作一本随身手册。
米尔斯研究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发现了“健康的人生多样性”。以社会时钟为例,并没有“一定要先完成某个任务”的限制。研究还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女性,过着“非主流”人生。这本书的原话是:幸福在于选择,职场与家庭皆是源泉。关于“幸福”这个词如何被争夺、被定义、被塞进别人手里,可以顺手翻一翻《邪恶的幸福》。
这把尺子的真正用法,不是量你晚不晚,而是让你在被量的时候,先问一句:刻度是谁刻的。
他们在学院楼里待了十二小时,只为不被一次抽样骗过
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主持评估的是人格评估研究所(IPAR),它继承了亨利·默里在哈佛开创的“人格研究传统”,把完整的人——而非某个特定特征——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唐·麦金农曾任S站站长,该站的主要任务是挑选间谍,重点就是识别和选择具有一定人格优势的间谍候选人;这些战略后来被用于理解人格如何作用于重要的非军事活动。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会邀请受评估者在学院楼里待一整天。学院楼曾经属于兄弟会,所以一楼有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的多个小房间被改造成了办公室,还有一个阁楼——很快就装满了测试仪器。早上,受评估者抵达现场,喝咖啡、吃点心,进行非正式交谈,让工作人员收集第一印象。上午的日程安排可能包括想象力和独创性测试,以及CPI等人格测试。受评估者围成一个圈进行无领导小组讨论,观察员则在外围展开观察,这种环境能让工作人员对每个参与者的人格和关系风格产生不同看法。接下来是午餐,参与者和工作人员一起进餐,这是另一个了解参与者及其与他人互动方式的机会。下午,做完一对一的访谈和更多的测试之后,我们会开始鸡尾酒会,这也是一个独特的人际交往机会。接下来又进入很有效的观察程序,猜字游戏!最后则是晚餐环节。参与者需要在研究所待上12小时。
第一项研究的第一次评估,是10位女数学家。评估前夕,她做了个栩栩如生的梦:梦见自己望向学院楼的后面,那里是一片广阔的大海,形形色色的鱼和史前生物向她游来。
还有一位受评估者,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在评估前不久进行了脑部大手术;而他是她所见过最有觉察力、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把人的一生拆成从众性成就、社会化、智力效能、幸福感等分量表的过程,如果不带着这种敬畏,很容易滑向另一种东西:把人当成可优化的指标。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站内那篇《在算法的废墟上,重建人的尊严》讲得很清楚。
他们也不是只测一次。弗吉尼亚·关使用新的统计工具,整理了所有可用的纵向与横向研究数据,与奥利弗·约翰、康妮·琼斯等人合写的《成人期人格变化的进一步证据》,获得了2002年度《人格研究杂志》的最佳论文奖。她认为,如果我们相信人格可以改变,就会更有信心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克里斯·索托则说,尽管人们很强调样本量的重要性,但通过米尔斯研究,他发现了从小样本中获取大量数据的价值。
六十一、二十八、三十三、三十九:选择的价格表
几乎所有遵循女性社会时钟的女性,都希望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成为全职妻子和母亲。对于留在完整婚姻中的女性,确实有61%的人这样做了。在这一群体中,28%的人开始做志愿工作,属于传统角色;33%的人在孩子开始上学时加入了有偿工作队伍,属于新传统角色;剩下的39%在孩子们上托儿所或幼儿园时重返有偿工作岗位,这是一种非传统模式。
代价被写得很诚实。由于对项目的承诺以及所涉及的生命结构的变化,人格也会发生变化:已婚女性和全职主妇/妈妈的责任心、自控力(意味着抑制冲动和自发性)和宽容性有所提高;自我接受下降(与较低的自信和自尊有关)、社交能力下降。她们的女性气质增强,这反映了温暖和教养,但也体现了脆弱性。维系女性社会时钟项目,需要独特而艰难的调整。
这不是劝退,这是账本。任何一条路都有它的价格条目,看清楚比喊口号有用。书里也没有把另一条路写成免费:那些家庭项目“晚点”的女性,以及没有开始职业生涯的女性,在从众性成就、支配性和社会化分量表上的得分较低,除了家庭还有别的兴趣,在大学时不太确定未来的目标。
能干而专横的母亲,温和而退让的父亲
当她们还是大四学生时,老师们认为大约20%的米尔斯女性具备创造性潜力。四十年后回看,谁真的走上了创造性职业?21岁时,这些人得到的学院教师评价高于其他女性,在独创性和复杂性等指标上得分更高。IPAR的观察人员在一组描述人际关系强度的条目中给她们的评分特别高:“很戏剧化、有表演性”,“擅长想象力游戏和幽默的社交技巧”,“很健谈”,“面部表情和手势表达很丰富”。她们在“对自我有高度的渴望”和“关注哲学问题”方面也被评为高水平。她们似乎一直生活在温尼科特的“第三空间”,严肃认真、雄心勃勃。
更有解释力的是父母那一栏。在成功的创造性职业者身上,女儿是由母亲照料的,但母亲和父亲在人格、自信和魄力上的巨大差异,促使女儿心存内疚地与母亲分离,并部分认同父亲,将父亲作为强有力的自我主张和成就的榜样。而在43岁时职业成功水平没有超过平均值的那一组,常见的组合是:能干但专横的母亲,敏感、谨慎的父亲。
我母亲似乎总能做到一切,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很尊重她,为她骄傲。她似乎从来没有认真对待我的感受,这种态度伤害了我,也造成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可能永远无法拉近的结果。我从来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被拥抱,或被安慰过。我总觉得,不管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爸爸都能接受我。他让我感到安全而温暖。但我觉得,他对母亲的卖惨游戏无可奈何。
还有一句更短的:父亲“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总是附和母亲,这点让我很生气。他总是站在母亲那边,哪怕错的是她”。
这段材料不适合用来审判任何一位母亲。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可切换的观察角度:一个孩子后来敢不敢主张自己,往往取决于家里有没有第二根柱子。温和与缺席,在孩子的账本上常常记在同一栏。
今晚,做一次自己的回访
这本书里的人物做过两件极具体的事,你今天就能做。
第一件,写下来。1958年,所有的米尔斯女性都写下了对结婚的期望。拿出一张纸,写下你对未来十年的期望,越具体越好。写完之后,在每一条旁边标一个记号:这一条是我的,还是刻度的。这个动作只花十五分钟,但它会让你第一次看清自己正在服从哪一份时刻表。
第二件,回访。这项研究之所以能持续五十年,靠的是每隔几年把同一批人重新找回来问一遍;80%的米尔斯女性表示自己从这项研究中受益,她们在反复回访中梳理自我、确认人生。今晚给一个认识超过十年的人打个电话,只问一句:“跟十年前比,你变了什么?”不要给建议,只听。你会在对方的停顿里,听见自己的那一段。
我们观察个体的生活,认识到它们是基于共同经验的、独特的、自性化的表达,这些表达展示了多种模式和趋势。人生如大河滔滔而去,为不断变幻的暗流涌动、忽高忽低的波峰波谷命名,似乎借助了一种神奇的魔力。
书里还列了一串名字般的人生:米尔斯女性中有无家可归者、太极教练、商人、科学家、舞蹈工作室负责人、动物收容所负责人、比萨饼店老板、激进分子、保守派、钢琴调音师、古典钢琴家、图书馆管理员、家庭主妇、艺术家、治疗师、爵士音乐人。同一个起点,同一套规范,最后流成了这么多条河。关于其中“无家可归”那种处境,站内那篇《他回到维也纳那天,才知道自己已无家可归》可以接着读。
如果你愿意从更完整的版本开始,这里是《踏入她们的河流》;想再往前走一步,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