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家回到故乡办回顾展，行李塞在飞机座位底下，人却一步比一步更轻。她爬上日式床垫，端起咖啡，翻开一本多伦多电话簿，找那个九岁时教会她说“没有”的人。阿特伍德写的不是一次霸凌事件，是霸凌留下的形状——它长在嘴唇上，长在一个人后半生的走路姿势里。

天黑之后，她本来可以出去吃一顿像样的晚饭，或者看一场电影。她没有。她爬上日式床垫，盖上羽绒被，端着一杯咖啡，拿一本多伦多的电话簿，在里面找名字。这本猫眼，就从这一页翻不开的电话簿开始往回走。

她找的是科迪莉亚。“我找不到姓史密斯的人家了，他们一定是搬走了，要么是都死了，要么是和别人结婚跟了别人的姓。”她一个一个往下看，姓坎贝尔的太多，看不过来。“没有姓里斯利的。科迪莉亚也找不到。”

一个在《娱乐》头版上被印了三张照片的“杰出”画家，蹲在别人家的旧床上，跟一本印刷出来的电话簿较劲。这个动作轻得几乎没有声音，却把整本书的骨头露出来了：她不找仇人，她找一个曾经每天问她“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的人，然后自己回答“没有”。

时间不是一条直线，是一串叠在一起的水珠

书前引了两段话。一段来自《时间简史》：“为何我们能记住过去而不是将来？”另一段来自加莱亚诺的《火的记忆：创世纪》：被图卡纳人砍头之后，老妇人双手捧起流淌在地上的她自己的鲜血，然后把血吹向太阳。“我的灵魂也进入了你的身体。”她喊道。从此，杀人的人身体里都装着受害者的灵魂——不管是否愿意，不管是否知情。

这两段话摆在小说开头，像两只手把门推开一条缝。往里看，是她哥哥斯蒂芬。他学习的时候总穿一件旧到脱了线的紫红色毛衣，经常倒立，说这样可以让血液回流大脑，给大脑补充营养。他告诉她：时间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维度，和空间的维度一样。如果空间可以弯曲，那么时间也可以弯曲。

伊莱恩后来自己找到了那个说法，比任何理论都准：“你不能顺着时间的轨迹往回看，只能往前看，就像往水下看一样。有时候会有这个东西冒出来，有时候是那个冒出来，有时候什么动静也没有。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会无端消失的。”

这就是这本书给读者的一副镜片。不是“回忆”，是“冒出来”。你走在女王大街上，路过一家文身店，一截暖气管，某个气味的拐角，那东西就浮上来了。伊莱恩回到多伦多后说：“我反而感觉更轻了，好像身上在掉东西，分子在流失，骨骼的钙在流失，血液细胞也在流失。”她不是在抒情，她是在报告身体状况——一个人被自己的童年按住往下拽的时候，体重是这么掉的。

“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

科迪莉亚这个名字在节选里出现得不多，每次都带着压强。她们一起在街上大摇大摆，把衣领竖起来，皱着眉毛；她们找自助拍照机，“投入二十五分硬币，就能拍四张可以放进钱包的黑白照片。科迪莉亚嘴角叼着一支烟，眯着眼睛，十分撩人。”照片非常清晰。

清晰的还有另一件事。当一个人被问到“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并且每天被问，她最终会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当成自己的名字。

有几天我几乎无法下床，我觉得说话都挺费劲。我数着能走几步，多走一步，就算进步了。后来，我能走到浴室，这是巨大的进步。我尽力取下牙膏的盖子，拿起牙刷，凑到嘴边。我甚至觉得举起手来做这件事都有些困难。我觉得我失去了价值，我做得到的一切都没有价值，尤其是对我自己而言。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过去，科迪莉亚经常问我。没有。我总是说。我会把“没有”这个词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仿佛我什么也不是，仿佛根本不存在。

注意这里的动词：数、走、取、拿、凑。没有一个词在写痛苦，全是动作。阿特伍德让一个人塌陷的过程变得可以测量——从床到浴室算巨大进步。这一页之后，读者再看任何一句“我没事”，都会多停顿半秒。

把物件读到这个分上的本事，在什么是新批评里有另一套术语；阿特伍德不给你术语，她给你一颗弹珠、一双磨破的棕色牛津鞋、一个装满意大利面条砸过来的纸袋。

高压锅在厨房爆炸，胡萝卜粘在天花板上

书里最温的一段，是她妈妈。高压锅顶上有个像口哨的东西，不小心盖子会像炸弹一样飞起来，胡萝卜和土豆向上冲，像糨糊一样粘在天花板。“妈妈碰到过一次。幸运的是，当时她不在厨房，没有被烫伤。看到当时的情景，她并没有大呼小叫。她笑着说：‘不是弄镀金姜饼才这样吗？’”——“不是……才这样吗”，一个把灾难顺手改成玩笑的句式，很多人家都有。

地下室里有个皮箱，除了一件二十年代的割绒晚礼服和一条马裤，还有几件银器：精致的盐瓶和胡椒瓶，鸡脚形状的糖钳，雕刻着玫瑰花的银碗。银器用纸巾包着，放在下面，渐渐变成黑色。

与此同时，母亲在另一件事上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知道。“她肯定已经意识到我有什么情况。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她肯定就注意到了，我喜欢沉默，我爱咬手指，我嘴唇上有黑痂，那是因为我把皮一条条撕下来了。”——她看见了黑痂，然后呢？书里给了一句冷静到残忍的话：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什么话好说。

把童年重新翻检一遍、从里面抖出银器和黑痂的写法，中文里有朝花夕拾。

今晚，买两个橘子

书里有很多“看”，但也有几个很小的“做”。伊莱恩走在市中心，想的是：“我想买一些橘子和原味的酸奶。我得积极面对生活，照顾好自己，补充一点酶和益生菌。”这句话不壮烈，甚至有点笨，但它是全书里最像自救的一句话——不是宣言，是采购清单。

所以今晚可以做的第一件事：买两个橘子，一盒原味酸奶，坐下来剥开吃，别看手机。第二件事更轻：打开通讯录，把那个名字的前三个字打出来，看完，然后关掉，一个字都不必发。伊莱恩在电话簿里找了半天，找不到科迪莉亚；她也记得最后一眼，是科迪莉亚走进疗养院大门的背影。有些人你只需要确认她还在世界上某个地方，不必再见。

顺便说一句，书架上挨着它放的邪恶的幸福，名字里就有同一种悖论：痛和暖常常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书里还有一章叫《半张脸》，一章叫《孤翼》，一章叫《皮秒》，一章叫《统一场论》。这些词摆在一起，就是阿特伍德对一个人的理解：你可能只剩半张脸，但你身上还挂着一整套物理学。

如果这五分钟让你对自己更满意了一点，哪怕只是产生了一丝会意，导游的工作就算做完了。橘子记得买。文章放下，去读属于你的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