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为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
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
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民国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这些观点经深入验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己。
萧公权（Kung-chuan Hsiao，1897-1981）现代著名政治学家。字恭甫，号迹园，笔名巴人、石沤、君衡。江西省泰和人，幼年就读于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五四运动中曾参与创办《民钟日报》。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等大学教授，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秋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1949年9月离台赴美，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著述甚丰，除本书外，还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等，现已编成《萧公权全集》。其学术路向是，立足近...
- 萧公权晚年学术巨著，深入剖析康有为思想演变
- 基于大量未刊稿，修正革命史观，平心述史
- 系统梳理儒学新诂、变法蓝图及大同理想
- 近代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学研究者
- 对康有为及晚清变法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海外中国研究视角的历史爱好者
- 建议先读此书，再对照《大同书》原著
- 注意作者对康有为儒学式微影响的辩证分析
- 理解书中对康氏哲学思想两期的划分逻辑
- 议论平实有力，评价中肯且具温情
- 纠正教科书误读，还原康有为真实面貌
- 学术功底深厚，是研究康有为的典范之作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当我们赞同钱穆所说：《礼运注》和《大同书》在光绪廿八年左右才完成时，应该指出前书虽可能是一新著，但后书却是根据许多可追溯到1880年代初稿的最后定稿。在今年辑成的康氏《年谱续编》中，有一段提到《大同书》。编者康同璧在指出《礼运注》完成于光绪廿八年三月（1902年4月）后，有云：‘同时演礼运大同之义……自甲申（一八八四，先君时年二十七岁）属稿，初以几何原理著《人身公法》，旋改为《万年公法》，又改为《实理公法》。十余年来……数易其稿，而卒成《大同书》十部。’她继说《大学注》完成于是年7月。因此，《大同书》似于光绪廿八年的四月至八月间定稿。"
- "总而言之，康氏的儒学历程有三阶段。第一阶段自他幼年开始到大约光绪九年当他从古典转治汉学止，他大致顺从传统。第二阶段大约始于光绪十四年，他叛离传统，重返古典，歧视古文经以为伪，以公羊《春秋》作重心的今文经为真。第三阶段大约始于光绪十八年，到光绪廿八年结合《春秋》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升平说为其社会哲学指标止，他从事全面性的研治儒家经典。"
- "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他在怀疑古文经非真之余，无意间洞开了怀疑整个儒学传统的大门。……在康氏逝世前几年，儒学的前景实在显得暗淡。因此，如果说康氏启人以怀疑传统，则其自有助于儒学的式微。他之攻击古文经与理学可说是‘文化上的捣乱’，而因此导致民国时代‘文化的流失’，他也许确为共产思想与组织的来临铺了路。此话并不是说康氏有意帮共产主义的忙。他若活着必会震惊于共产政权所加诸中国的一切，绝不下于他所经历的1912~1927年间民国政府的许多做法。有时会使人想到，中国共产党至少为了宣传，大可利用康氏在《大同书》中提到的家庭与财产等‘共产’思想。但是他们当权多年，尚未以康氏为革"
- "康氏的哲学思想可区分为两期。第一期大约从1880年代到1910或1920年代初，儒学和大乘佛学仍为其主要的灵感泉源，虽说西方的科学与史学已对他有了影响。他于1884年底形成的世界观可证实这一点。在此一时期中，康氏一直取一道德的世界观，认为人定胜天是生命的基本律。康氏多年保持无神论的看法，像孔子一样，关心生，不谈死，宗教不过是改善社会的工具。此一时期有大量的代表作，从早年的《康子内外篇》（作于1886年）到著名的《大同书》（完成于1902年）。 第二期包含康氏的晚年，从较超然的立脚点来观察人与宇宙，以及对西方哲学思想较亲切的认识。至此他放弃了人定胜天以及人本主义的趋向，相信人类的幸福得自超越世界"
- "养我神明，救我氓蒙；推极识界，诸天无穷；区区大地，岂有西东；先爱同类，无忘族邦。康有为，《与梁启超及另二人之诗》，《南海先生诗集》（梁手写本），卷三，页3."
- "…（康有为）同意他同时代人所认为的，铁路在西方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因此中国必须立即从事有系统的铁路建设。其效果将不止于经济上的。铁路除了提供大量工业与农业产品的运输功能外，还可在战时迅速运送人员与物质，而在平时则可消解各地语言风俗的差异，使各地来往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