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已有共识，查尔斯•罗森的《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一书是近五十年以来公认的影响力、引用率方面“无有比肩者”的西方经典音乐论著——没有之一（至少在英语世界）。此书于1971年出版，翌年即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迄今仍是 获得此项殊荣的唯一音乐书籍，其在音乐书中的“塔尖”地位俨然不可撼动。
本书分为八个部分（中译本分“八卷”）的总体布局，前两卷是对18世纪音乐语言和古典风格的概貌总览，为后面更为具体的作品分析和批评提供背景和前提。中间五卷，分别对古典风格最有代表性的体裁和作品进行鞭辟入里的点评和剖析——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交响曲、钢琴三重奏，莫扎特的协奏曲、弦乐五重奏、喜歌剧，贝多芬的代表性钢琴作品和他最突出的风格语言特征，以及古典时期的其他音乐体裁如严肃歌剧和教堂音乐等。最后的“尾语”点明古典风格原则在舒曼创作中的瓦解和在舒伯特作品中短暂的回光返照。
◎ 此版《古典风格》新增杨燕迪教授的导读一篇，供读者进一步认识作者深刻的音乐思想和洞见。
◎ 本书获新京报2014年度艺术类好书。
◎ 本书获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
◎ 本书是近五十年以来公认的影响力、引用率方面“无有比肩者”的西方经典音乐论著——没有之一（至少在英语世界）。
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 美国钢琴家，作家。他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建筑师之家，自幼习琴，少年时拜钢琴家罗森塔尔（Moriz Rosenthal，1862—1946）为师，可算是李斯特显赫谱系的“嫡传”。他的正式职业身份是音乐会钢琴家，成名后频频在欧美各重要音乐舞台和音乐节上亮相，并留下为数甚多的唱片录音。傅聪先生曾经用“音乐中的钱钟书”来定位罗森。
译者杨燕迪，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音乐翻译家，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
- 近五十年西方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论著，唯一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音乐书。
- 深入剖析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作品，揭示古典风格的语言与结构逻辑。
- 探讨戏剧性取代情感表达，分析调性、节奏及形式在古典时期的演变。
- 具备一定乐理基础，希望深入理解古典音乐内在逻辑与结构的专业读者。
- 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作品有浓厚兴趣，渴望提升鉴赏深度的音乐爱好者。
- 音乐学、艺术史研究者，以及关注西方文化传统与美学演变的学术人士。
- 本书学术性极强，建议结合乐谱阅读，否则可能因缺乏乐理知识而难以理解。
- 可先阅读杨燕迪教授导读，建立宏观认知，再进入正文的具体作品分析。
- 不必强求一次性读懂，可针对感兴趣的作曲家章节反复研读，循序渐进。
- 公认的音乐学经典，洞察力深刻，是理解古典风格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
- 阅读门槛较高，部分读者反映翻译晦涩难懂，需耐心克服语言与专业障碍。
- 虽难懂但极具价值，对演奏实践和深度聆听有极大启发，值得反复咀嚼。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唐纳德·弗朗西斯·托维认为，调性之所以有明确的性格是因为它们与C大调的关系。C大调被无意识地当做基础，因为它是每一个音乐家从孩童时代就学会的第一个调性。因此，F大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具有下属特质的调性，针对C大调而言有释放紧张度的作用，所以大多数田园曲确实都采用F大调。某些乐器的传统手法，例如降E大调的圆号，也影响到调性的内涵。升C的属性格和降D的下属性格无疑也对作曲家的感觉产生了作用力。……在实践中，平均律的轻微改变（或是通过柔弦，或是真正的歪曲），都是表情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
- "进而，在我看来，罗森的《古典风格》一书对于中国音乐学界最重要的借鉴意义，不仅在于如何看待、观察、剖析和评判音乐这个层面，还在于他在如何用文字语言触及音乐这个重大命题上有新的突破，并带来新的启迪。用文字语言说音乐，这其实是音乐学、音乐批评的中心任务，也是这门学科的永恒困境和难题。据称，音乐本来是拒绝文字言说的。但文字语言又是我们进行说明和交流的唯一通用工具。于是这其中就产生了个具有“二律背反”性质的悖论。我个人以及中国音乐学界的相关同行近来一直在致力于探讨和尝试解决这一悖论中的问题： 用文字说音乐，能够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说到什么程度为好，以及文字是否真的能说出听音乐本身得不到的东西，这都是些悬"
- "在小调中，这个对极关系从1700年到1830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18世纪上半叶，（比如）c小调的第二个调可以是属小调（g小调），也可以是关系大调（降E大调）。但是属小和弦无法具有大和弦的力量，因此这个软弱的关系到18世纪晚期几乎完全消失。至此在小调中，关系大调作为小调中属的替代成为唯一的选择。（...）"
- "一句话，戏剧情感被戏剧动作所取代。"
-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戏剧性的清晰表达[dramatic articulation]的重压下，巴洛克盛期的美学才趋于崩溃。在一开始， 所发生的变化其实相当混乱：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每一个时期都是“转型时期”，但1755-1775之间这段时间也许特别合适被冠以这个称呼。简言之（的确，可能过分简单），在此期间，一位作曲家不得不在戏剧性惊讶和形式完美性之间，在表现性与流畅感之间作出抉择：他不能鱼与熊掌兼得。直到海顿和莫扎特，他们线路各异但又殊途同归，最终创造了这样一种风格，在其中，戏剧性效果似乎同时兼具震惊感和逻辑性，表现性和流畅感得以携手同行——古典风格由此诞生。"
- "然而，在海顿的四重奏中，是Op.33中第一次出现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所定义的“必需性伴奏”（obbligato accompaniment）现象。阿德勒在《音乐史手册》（Handbuch der Musikgeschichte, 1924）一书论维也纳古典主义的章节里确定了这种现象——它是一种织体，其中伴奏声部虽然服从于主导声部，但其构成动机却和主要主题相同。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1980）中没有收录“必需性伴奏”一词，但贝多芬知道这个术语。有一次他曾经说过，他是在必需性伴奏中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不知道别的方式。"
- "的确，从主要声部的动机中衍生伴奏的技巧，恰恰在海顿写于Op.33四重奏之前的交响曲中就已经萌芽。海顿宣称，Op.33是以全新的原则创作的。这句话常被认为是为了推销，但我认为应该郑重其事地对待海顿的原话：在这些作品中，他第一次将自己的交响曲试验运用于四重奏体裁；而且，他在此发展出一种原创性的节奏感，部分是受到意大利喜歌剧的影响。"
-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作品体现了某种对一个已经过去的传统的复兴。只是在1770年代的交响曲和Op.33四重奏中，海顿才最终成功地找到了旋律和伴奏的现代等级秩序（它给予海顿的织体以极大的清晰性）与复杂的对位细节（它给予海顿作品以新的力量）之间的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