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黄兴涛、李雪涛、罗新、章清、邹振环一致推荐
◎首部从翻译角度研究马戛尔尼使团的著作
◎改写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图景，为近代中国翻译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与典范
作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对两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毋庸置疑，然而使团的沟通与翻译问题罕有进入研究者视野。本书聚焦翻译在这次中英对话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全书七个章节以时间为轴线，由多个问题驱动论述，通过对使团译员背景以及国书、敕谕、礼品清单、往来书信等各类文件的翻译和改写的考察，并基于对大量珍贵档案和多门语言文献材料抽丝剥茧式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力图还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翻译过程，向读者展示翻译在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乃至近代中国外交活动中的至关重要性。本书资料丰富详实，论述严密，对使团研究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新颖见解，填补现有使团研究的空白，为近代中国翻译史、中英外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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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本书从翻译的角度切入，探讨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华，细致地分析双方译员招聘、翻译的误会与操弄、外交议题的折冲、后续的接洽等，立体而生动地呈现了中英关系史上的一桩关键事件。无论在议题选择、史料搜集、分析手法、观点提出等方面，本书都可谓翻译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黄克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翻译在早期中西关系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尽管如此，本书对马戛尔尼使华过程中各种翻译问题的出现与应对之揭示，多语种文书的搜集与解读，种种考述与论析之细致、全面和深入，还是令我吃惊。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外交史力作、一部体现政治较量和文化对转的翻译史精品，也是探索环环相扣、挑战不断的“翻译事件史”书写路径之结晶。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这是一部通过翻译研究对中英关系史进行重构的巨著，而这一研究涉及人类历史上地域最宽阔、结构最复杂的政治体——中华帝国和大英帝国的相遇。正是通过鲜为人知的对翻译的研究，王宏志教授向我们提供了充满智慧和独创性的新观点。中国近代史其实也是一部跨文化的翻译史，其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构成现代学术的最重要的特征。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
本书将马戛尔尼使团在翻译上所面对的独特难题，首次放到翻译史的背景下来认识，不但改写了 18—19 世纪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图景，更成功揭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翻译研究具有超乎寻常的重大作用。
——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王宏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座教授（兼任），湖南科技大学“湘江学者”特聘教授、翻译史与跨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专研18—20世纪中国翻译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著有《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翻译与文学之间》、《翻译与近代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鲁迅与左联》、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1936等专著十余部；另编有《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17th-19th Cent...
- 首部从翻译视角研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 揭示翻译偏差如何影响中英外交决策
- 基于多语种档案还原历史沟通真相
- 对近代中英关系史感兴趣的读者
- 翻译史与跨文化交流研究者
- 关注历史细节与档案考证的读者
- 学术性强，建议耐心阅读史料分析
- 可结合其他马戛尔尼使团著作对比
- 注意理解当时复杂的翻译中介机制
- 史料挖掘详实，论证严密令人信服
- 视角独特，刷新对历史事件的认知
- 打破乾隆固步自封的刻板历史印象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在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来华的时候，还有为数不少的传教士在北京为乾隆工作，当时一直专门负责翻译西方语言的是法国耶稣会教士钱德明神父（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他是一位数学家、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院士，且精通音乐，早在1750年便来到中国，被视为北京传教士的精神领袖。毫无疑问，钱德明对使团是极为支持和友善的，但在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已身患重病，不能前来探访使团成员，只在8月29日写来一封信，表示愿意提供资讯及协助；不过，钱德明实际上的确给予使团不少帮助。根据马戛尔尼所说，钱德明几次为使团提供重要的情报，包括最早传达乾隆已准备好给英国国王敕谕"
- "……不过，清单上紧接在七政仪后面出现的天球仪和地球仪，乾隆便十分熟悉了，因为内务府曾在乾隆朝数次奉旨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其中一次是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蒋友仁绘制完成新坤舆全图后，乾隆下旨根据新图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据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地球仪”；另外又分别在1777年（乾隆三十六年）及1778年（乾隆三十七年）下旨两次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可见乾隆的偏爱和对仪器的熟悉，甚至不只限于玩赏之用，更从中取得天文地理资料及知识。因此，乾隆在看到礼品清单中有天球仪和地球仪后，不但特别注意，更直接提出要与宫内藏品相比较： 「再贡品内天球、地球二种，现在乾清宫、宁寿宫、奉三无私等处俱有，陈设之天球"
- "还有清单上第十一件可以“挂在殿上光明照耀”的“玻璃镶金彩灯一对”，这其实也是很名贵的礼物，使团以840英镑从制造商威廉·帕克父子公司直接购买过来，马戛尔尼也十分重视，……。金简在乾隆没有指定查询的情况下汇报说“又玻璃灯二件，各高六尺五寸四分，径四尺，与长春园水法殿内现悬之鹅项玻璃灯无异”，无疑会令乾隆很满意，可以让他进一步确定英国人的礼品没有什么特别奇巧，不值得“张大其词”。"
- "相反，乾隆在这问题上的理解其实更为准确。上文已指出，在读过礼品清单后，他已马上指示征瑞等人在闲谈中告诉马戛尔尼，他们早已拥有使团带来的物品；而且，我们也已确认除天体运行仪外，清廷的确早已藏有使团所带来的主要天文和科技物品，包括七政仪、天地球仪、望远镜、气泵、玻璃灯等。乾隆对于自己的藏品很自信，刻意安排马戛尔尼在参观热河时看见清廷部分的藏品，……马戛尔尼在日志里诚实地记下见到这些物品后的感想： These (palaces and pavilion) are all furnished in the richest manner, and with every kind of European "
- "銅炮西衣炮"
- "2019 年，退休的业余历史学家巴克利·普莱斯（Barclay Price）出版《中国人在英国》（The Chinese in Britain: A History of Visitors and Settlers）。……但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是被普莱斯称为“英国第一位华人绅士”（“Britain's first Chinese gentleman”）的William Macao（1753一1831），因为他并不是短暂到访，而是在英国住了50多年，且时间上正好与马戛尔尼使团重合。 没有人知道William Macao原来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只能从他的名字猜想他很可能来自澳门，相信他最晚在1775年便"
- "……不过，最早和马戛尔尼接触的在京传教士是一位没有出现在与马戛尔尼访华有关的清廷档案中的法国传教士梁栋材（Jean Joseph de Grammont，1736—1812）。 …… 从第二封信开始，梁栋材便经常谈到使团的翻译工作。在这封信里，他告诉马戛尔尼，朝廷已决定委派一名葡萄牙籍的传教士索德超担任使团的翻译，并负责使团在中国的仪式问题（“Director of Ceremonials and usages of this Country”）。不过，根据梁栋材的说法，索德超对英国非常不友善，说过一些对英国政府很不利的话，如果朝廷让他来出任译员，对使团会造成损害。梁栋材更毛遂自荐，请马戛尔尼"
- "但另一方面，马戛尔尼自始至终都是要通过送呈礼品来展示甚至炫耀英国在国力、科技以至艺术方面的高超成就，从而提升英国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争取较佳的在华贸易条件和待遇。此外，他也清楚地说过要着意撰写礼品清单，详细开列一些细节才能展示礼品的价值和送礼的用心。事实上，礼品清单的原文确有夸张炫耀的地方，甚至有不少可能会让乾隆感到不快的表述，尤其一些政治上敏感的表述，诸如对英国海军力量、英国势力普及全球的赞扬，以至对西方天文、科学和军事知识的宣扬和颂赞。这样，如果译文要准确传递马戛尔尼的意思，便不可能是谦逊平实的文本。但问题是：译者既受制于中英文化的差异，而语文能力也严重影响其表达，最后便不一定能够把马戛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