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摘录
- "但在当时，他们用以批判的武器不过是所谓“祖宗用人之法”。推崇祖宗之制，是恪守家法的宋代特有的现象。尽管士大夫们的追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历史的真实成份，然而，他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即使在宋初，也是不曾存在的 太祖、太宗时不次用人的情况较多，是因为当时亟需投入大批统治人材，而前代辟召制度影响深广，官吏铨注的全面制度尚未建立，社会上没有形成固定的依资除授观念。这种客观需要与主观可能性的结合，使当时有必要也有可能破格拔擢。但与此同时，太祖、太宗力求及早建立稳定的铨选秩序，他们对于《循资格》、《长定选格》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其后诸帝。真、仁等帝所做的一切，正是沿着乃祖乃宗定立的规范发展的。把祖宗之"
- "这大约是由主管官与本司吏二者对于当司条法的熟悉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宋代的铨法，是以资格为中心，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集合体。它包容泛濫，往例繁复，若非日月摩挲出入于其间者，绝难谙悉，更难明得为弊伪之诀窍。曾经参与或主持修订铨法的吏部长官，如苏颂、晏敦复、叶颙等人，在掌管选事期间，胥吏多半屏息敛手，不敢大有作为，赴选者的申诉亦相对稀少。但大多数掌选者难得如此。他们承受着除注有据、序次均平的沉重压力、怕惹是非、触众怒，却又不晓其法。更有些人对本职工作漫不经意，甚至不亲其事。重和初年，曾有臣僚反映：八路定差，举职不专“付之士案，率吏胥拟定而金厅特视成书判而已”这在中央铨司亦非罕见。结果贿赂公行，“随其厚薄"
- "总之，宋代“选部之公患”的形成，不是偶然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次用人的除授原则，使得“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详载资序、功过的案牍随之成为裁断先后的准绳。既然如此，自然无法单纯追究吏部长官的失职、无法一味责备他们对于胥吏的倚赖。悉条例、经办簿籍、洞悉处理诀窍的，毕竟是无数训练有素的“老吏”。他们掌握着各种必需的信息，却不享有最终決定权：而被授予了权力的长官，又往往缺乏对本职事务的具体了解，需要求助于士人们所不齿的吏人。二者既相互戒备又相互携手，共同维护着吏部“铨衡、藻鉴之司”的门面。"
- "时至五代，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十二月重修《长定格》，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闰正月再次修定。"
- "在宋代，可以视为铨注依据的，既有“条”，还有“例”者的关系，在当时是个突出的问题。朝廷中通常认为，“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例所代表的，往往是带有局部性、临时性的处理方式。有些事例，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和一般习惯的承认。由于“例”数量多，涉及广，适应性、灵活性强，所以经常被汇集起来，作为条法的延伸形式、补充形式，引用为以后处理类似问题时的依据。而中央政权亦承认这种办法，承认其法律效力，有时甚至明令“著为例”。以例决事，吏部最多。铨选中，不仅“以例释条”，且若无条有例，则许依例处断。熙宁五年十月，宋神宗与王安石等议论程迁官之事，神宗说，“路分都监、钤辖于条都无著定资序。”王安石回答道：“"
- "宋代对于官僚的选任，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在其循序进行的途程中，引人注意的，并非刻板乏味的 “一刀切”式的或注或放，而是寓含“天无绝人之路”思想的精心设计。选任中，针对不同等类、不同特点，开启了不同的门径。譬如说，出身于进士高科者，可以迅速“依例”迁升；无出身者则可凭资考依次晋升。考课优等者，可以破格提拔；政绩平平者，则可按年磨勘迁秩、待次除授。获得荐章数多，可以先次获得要剧差遣；举主数少，则可累积考任，据以转迁。在这里，一切不利条件，皆可由历补足。资历所起的折合、“兜底”作用，是其它因素所无法取代的。"
- "铨选条例的制定、公布，一方面对于参选者的基本权益有所保障;另一方面也是对于铨司官吏的一种屏护,使他们工作有所依凭，而一旦矛盾激化,又可以蔽身于条法与成例之后。这些条例，使参与铨选的双方不是相互直面，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共同面对着成文的格条。正是双方同样具有的这种“自我保护”心理,使得铨司以照章办事为天职,以勘验文状为首务,铨选成为“奉行文书之地”。这种至详至密的法规,反过来又对铨选中的“授”“受”两方形成制约,使之束缚于规矩之中。"
- "铨格如此繁密，自来被认为是有利于精熟此道的胥吏，而不利于普通参选人的。实际上，大批常调参选者，一方面深受繁琐程序之苦，一方面又在尽力维护着细密的铨格。铨选条文及其中贯穿的“资序精神”之所以难于冲破，原因不仅在于国家决策阶层，不仅在于管理执行人员，同时亦在于大批被其审验的赴选人员权衡利弊之下对于这套办法的“拥护”。构成官僚队伍主体的中下层官员，特别是治绩平平的大多数人，在员、阙数额的强烈对比下，十分优虑被沙汰的可能，内心期待着平稳升迁的前景。他们不仅要求依年限磨勘叙迁，更要求获得依次就任差遣的机会。在这一集团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群体意识。他们与铨格的设计者一样，都希求一种不带任何个人色彩、不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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