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在中国

许慧琦

出版时间

2024-07-01

ISBN

9787542685247

评分

★★★★★
书籍介绍

娜拉,易卜生笔下《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她本是一名家庭主妇,为救丈夫不惜伪造文书,却只换来丈夫的辱骂。她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玩偶,最终毅然决然离开家庭。

20世纪初,《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娜拉以其反抗与自立精神鼓舞了许多中国女性走出传统、寻求独立。然而,她也被各种男性本位的大叙事利用,来塑造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新女性形象。

为了深入思考这种现象,本书首次系统梳理了“娜拉”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演变的历史,剖析中国女性解放思想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清末民初,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国族自强大叙事,虽然致力于让女性冲出礼教传统,却优先强调她们强国保种、贡献社会的责任。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启蒙觉醒大叙事,呼吁女性过独立生活,却忽视她们特有的经验与视角。20世纪20—30年代,以发扬西方恋爱观为主的自由婚恋大叙事,鼓励女性反抗包办婚姻,却未能提供解放她们的社会条件。北伐后到抗战前,由国共两党主导的妇女运动将女性解放融入国家大业,以解放平权大叙事号召女性投身革命、奉献自我。

一百年来,中国女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但话语权始终没有掌握在她们手中。她们仍要压抑个性化的性别诉求,走一条男性引导的路,同时还要面对男性及社会的种种不公平对待。这正是中国女性所面临并依然有待解决的困境。

◎ 作品看点 / 编辑推荐

★ 系统梳理娜拉在中国的演变,剖析中国娜拉从理想化到被曲解的复杂历程

20世纪初,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形象传入中国,激励了无数中国女性追求自由独立,但其形象也历经多重诠释与误读,从启蒙象征逐渐变成特定利益诉求的载体,同时又被简化为“走出家庭”“自由恋爱”等符号,暴露出女性解放在本土实践中仍然不断遭遇困境与挑战。

★ 聚焦20世纪前30年中国社会的四重变革,回溯新女性觉醒的关键时刻

本书勾画了20世纪初中国女性觉醒与社会演进相交织的画卷,从民族自强的呼喊到“五四”启蒙,从自由恋爱观念的涌动到平权解放浪潮,展现了女性主义与国家、文化、个体自由之间的复杂互动。娜拉不仅是社会变迁的镜像,也是女性解放思想与不同时代的叙事相互碰撞融合的缩影。

★ 从教育、职场、婚姻等诸多生活层面,揭示中国近代女性争取权利的奋斗与抗争

维新运动、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和解放运动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与运动,使许多女性产生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勇敢地走出家庭、接受教育、自由恋爱,甚至投入社会改造与建设的行列。中国近代女性逐渐参与到学校、职场、社会或政党的各种公共活动中去,在不断的抗争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和自主的空间。

★ 审视新女性被牺牲和污名化背后的历史根源,批判性分析女性话语权缺失的现状

自“五四”以降,男性既有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优势始终没有被质疑;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持,大多数女性在出走后走投无路;女性依然被要求做“贤妻良母”,或为家国大业奉献自身。新女性被利用或被污蔑的历史现实,使得她们至今也未能消除表达与维权的被动状态。

★ 形形色色的女性在动荡不安、困难重重的时代中,顽强地守护着独立人格

本书运用大量文献材料,勾勒出大时代浪潮下许多真实女性不屈与抗争的故事。有志于学,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秋瑾;身为贫苦女子却坚持自力更生,终于事业有成的董竹君;被父母代定婚约却未认命,逃走后历经沧桑终成作家的白薇……一个个坚强而勇敢的真实女性,构成中国女性解放事业的底色。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梳理娜拉形象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历程
  • 剖析男性本位大叙事对女性解放的挪用
  • 揭示女性话语权缺失与形象被曲解困境
适合谁读
  • 关注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的读者
  • 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感兴趣者
  • 希望深入理解女性独立困境的读者
读前提醒
  • 注意区分娜拉象征意义与本土实践差异
  • 关注男性知识分子如何塑造新女性形象
  • 结合历史背景理解女性解放的复杂性
读者共识
  • 史料丰富,梳理系统,具启发意义
  • 视角独特,揭示男性主导叙事的局限
  • 文笔优美,但部分读者认为新知不足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男性本位观的女权思想鼓励女人做男人从事的事,到男人主宰的社会场域活动,却不会相应鼓励男人做女人做的事,或发展良好的女性化气质。一言以蔽之,男性本位观抱持“男人是人,女人(至多)是类男人”的心态。这使男性本位的大叙事虽允许甚至鼓吹女权,女人却始终无法挑战男性性别优势。"
  • "…民国大叙事,都需要女性不仅独立自主,且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 "“女性加入男性专擅的活动领域”之类的思维,既未挑战男性社会优势,也未改变女性的家务责任。"
  • "此处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中国社会总以被时论塑造出的理想新女性,来要求女性,并以此审核且批评女性的实际言行?相较于西方社会多由女性本身言行汇聚出时代新女性特质,中国明显由知识男性掌控新女性形象的塑造权。近代中国的新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企图解决自身或社会问题的理想人格投射,而非真正基于了解或符合女性需求所塑造的典型。具娜拉精神的新女性特质,不断通过知识分子的论述描摹被抽象化与理想化。仿佛只要男性(或少数女性)说得出,全体女性就做得到。"
  • "近代中国的新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企图解决自身或社会问题的理想人格投射,而非真正基于了解或符合女性需求所塑造的典型。"
  • "这些指责女性在社会表现偏差的强烈抨击,暴露中国男性本位价值观的性别偏见。否则,为何若男性职场表现差,也不见舆论出现要男子回家只当贤夫良父的论调?男性独霸社会实甚久远,当女性出现在社会时总被视为外来者。因此当社会一旦发生某些问题牵连到两性发展的空间与机会时,女性永远是被召唤离开社会,回到家庭的一方。女性时常须为求民族团结、国家强大、社会和谐等大我至上的堂皇理由,被迫放弃选择权或在有限的选择里做抉择。若从女性本位思维观之,问题并非“在家庭或在社会做事,哪个对社会比较有贡献”,而在于女性总比男性易被剥夺选择的自由。民国女性若非被迫配合主流需求行事,便只得做鲁迅笔下的战士,敢于牺牲以努力开创自己的天地"
  • "这些指责女性在社会表现偏差的强烈抨击,暴露中国男性本位价值观的性别偏见。否则,为何若男性职场表现差,也不见舆论出出要男子回家只当贤夫良父的论调?男性独霸社会实甚久远,当女性出现在社会时,总被视为外来者。因此当社会一旦发生某些同题,牵连到两性发展的空间与机会时,女性水远是被召唤离开社会,回到家庭的一方。女性时常须为求民族团结、国家强大,社会和谐等大我至上的堂皇理由,被追放弃选择权或在有限的选择里做抉择。若从女性本位思维观之,问题并非“在家庭或在社会做事,哪个对社会比较有贡献”,而在于女性总比男性易被剥夺选择的自由。民国女性若非被迫配合主流需求行事,便只得做鲁迅笔下的战士,敢于牺性以努力开创自己的"
  • "此处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中国社会总以被时论塑造出的理想新女性,来要求女性,并以此审核且批评女性的实际言行?相较于西方社会多由女性本身言行汇聚出时代新女性特质,中国明显由知识男性掌控新女性形象的塑造权。16“近代中国的新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企图解决自身或社会问题的理想人格投射,而非真正基于了展或符合女性需求所塑造的典型。具娜拉精神的新女性特质,不过知识分子的论述描率,被抽象化与理想化。仿佛只要男性(或少数女性)说得出,全体女性就做得到。"
作者简介
许慧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专长为近代跨国史、近代美国史、近代中外社会文化史、妇女史、性别与性欲史、民国史。代表作有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and the Anarchist Awake ning、《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等。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召唤娜拉 :国族自强大叙事下的新女性论述
第一节 清末民初新女性意识的萌芽
第二节 引进中国前的娜拉
第二章 自救娜拉 :启蒙觉醒大叙事下的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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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男性本位观的女权思想鼓励女人做男人从事的事,到男人主宰的社会场域活动,却不会相应鼓励男人做女人做的事,或发展良好的女性化气质。一言以蔽之,男性本位观抱持’男人是人,女人(至多)是类男人‘的心态。” “中国的未婚娜拉走出父家门之后,才可能进入易卜生的娜拉所处的起始位置,即婚姻家庭。走出婚姻家庭与离开生身家庭,其意义与后果差异皆大,却在“五四”一代人过分天真地对娜拉出走所进行的概念转换中,给轻易抹杀。” “近代中国的新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企图解决自身或社会问题的理想人格投射。”
无论何时,女性解放都不能以消融性别意识为代价,应该在以女性自己为主要关怀点的前提下,来争取做女人、做主人的自主权。 娜拉出走引发了对女性独立意识的讨论,成为反思男性本位体制的契机。然而,解决中国妇女问题不仅需要改变法律和政策,还需要深层次的文化变革和社会意识的觉醒。当人们只关心娜拉出走行为的时候,其实更应该省思、呼吁男性回归家庭,与女性共同承担同样的家庭工作,比如养育小孩和家务劳动等等,改变性别分工的成见——而这正是娜拉出走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意义所在。
本书多年后在大陆出版,它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女性形象的研究,在当下反而显露出了崭新的价值,那就是真正的女性,应该是不被父权制塑造,也不被社会法则所规训,而是真正地成为她自己。
《“娜拉”在中国》一书首次系统梳理了“娜拉”这一形象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演变的历史。“娜拉”原是易卜生笔下《玩偶之家》的主人公。20世纪初,在该剧传入中国时,以胡适、鲁迅等新文化男性知识分子对“娜拉”这一形象进行了相当本土化的改造,相关话语权始终没有掌握在女性手中。从原版娜拉走出“夫家”到中国娜拉走出“父家”,这一转变无形中延续着以男人为人类原型、以男性特质为优越性别气质的既有男性本位价值观,更谈不上结合女性的实际处境提出真正保护女性权益的纲领方案。相比于男性叙事而言,这种深层次的男性本位叙事长期隐秘宰制着社会意识。该书最终提出,近代中国新女性的最大难题,其实恰恰在于走着一条男性提供与指导的路,同时还须面对男性本位的舆论种种不公平的苛责。这在娜拉形象的历史衍变中,尤为突出。
今日來看100年前五四時始的《“娜拉”在中國》,頗有以史為鑒的意趣。不堪傳統家庭中父權和夫權出走的女子,走上社會遭受就業歧視只能當做“花瓶”,在夾縫中被消費主義俘獲慘遭污名甚至要為國貨滯銷承擔責任的“摩登女郎”(而摩登、失業男子無人提),在經濟下行保守主義回潮時號召婦女回歸家庭的反挫,學校和文化方面重現念經頌典的復古風潮,無一不能從最近的生活中找到實例。我國的女權運動是男人發起的,這一事實對我而言並非新知,但在書中能夠繼續拓展知識版圖,了解娜拉故事背後既有觸目驚心的婦女自殺率,也有董竹君、沈茲九、張幼儀這樣成就一番事業的離婚女性,参与演出就被辞退的女性和递出橄榄枝的声援,斷不是魯迅“要麼墮落,要麼回來”能概括得了的。“光要女性出走并不够,还得要男性回家”,现在听来,也是启发意义十足的。
“光要女性出走并不够,还得要男性回家。一代代中国娜拉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家庭被视为女人最基本与合宜的处所。偏偏大叙事主导的娜拉论述,只把目光放在出走与社会表现,忽略性别权力关系的源头,在于家庭的性别分工及其衍生的社会身份认同。”
从议题、角度和材料看,妇女史能写到这个份上我觉得已经是top级别,这本书真的早该引进。 但是写的太繁冗了,一句话从前到后、翻来覆去地说。
洋洋洒洒写了四章,其实主旨就是【近代中国新女性的最大难题,在于走着一条男性提供与指导的路,同时还须面对男性本位的舆论种种不公平的苛责……娜拉形象在中国的发展,导致时人以“出走与否”为标准衡量女性“新旧”与否。这不仅加深了中国女性彼此间的差异分化,也窄化了新女性可以有的选择。】【男性群体从来不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批判或控诉对象。男女平等在近代中国的实践,是将女性的女人特质抽离,使女人变成和男人一样的人。】 而作者对于娜拉出走争论的回应是【唯有训练男性培养出女性的性别特质,否则社会永远是男性占优势。】 非常扎实的写作,实在佩服。
2003年出版写的1900-1930年代,但毫不过时,在这一方面没有很多进步。虽是鼓励娜拉出走了,但出走之后的路几乎没有任何支持,全是荆棘。
“男性本味观的女权思想鼓励女人做男人从事的事,到男人主宰的社会场域活动,却不会相应鼓励男人做女人做的事,或发展良好的女性化气质。一言以蔽之,男性本味观抱持‘男人是人,女人(至多)是类男人’的心态。” “为何中国社会总以被时论塑造出的理想新女性,来要求女性,并以此审核且批评女性的实际言行?相较于西方社会多由女性本身言行汇聚初时代新女性特质,中国明显由知识男性企图解决自身或社会问题的理想人格投射,而非真正基于了解或符合女性需求所塑造的典型。具娜拉精神的新女性特质,不断通过知识分子的论述描摹,被抽象化与理想化。仿佛只要男性(或少数女性)说得出,全体女性就做得到。” 在读本书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男性本味观。娜拉的思想放到现在也完全不过时,中国的女性解放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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