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真正戳中读者的，不是它梳理财政史的框架，而是它提供了一把钥匙，让人读懂当下生活的来龙去脉：为什么房价一路狂飙？为什么乡镇干部连买烟都赊不了账？为什么中西部县城的公共服务迟迟起不来？作者把视线从国家宏观拉到低层，揭示出'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如何塑造了今天的城市化，又如何在税费改革后让基层政权陷入'悬浮'。读者最共鸣的，是那句'理解今天中国治理问题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十五年前的分税制改革'——它让人意识到，个人命运的'被时代齿轮碾碎'，背后都有清晰的制度逻辑。这是一本能把宏观政策与微观处境打通的书，适合所有想理解'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
作者简介
周飞舟，1968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央地方关系、地方政府行为与城镇化方面的研究，著有《制度变迁与农村工业化》、《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等书，并于《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学术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以财政制度变迁为线索，深度剖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如何重塑央地关系。作者指出，分税制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节点，更导致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从“政治动员”转向“政绩竞争”，进而催生了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揭示了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主导力量。
- 书中详细论述了分税制后基层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境与“悬浮”状态。由于财权上收而事权下放，县乡财政陷入危机，税费改革虽减轻了农民负担，却切断了乡镇政府的非规范性收入来源，导致基层政权与农民联系断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下降，呈现出“强干弱枝”的治理结构特征。
- 作者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司化”与“土地金融”的核心观点。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征用、开发、出让的循环，借助银行信贷作为“润滑剂”，将土地转化为资本，推动快速城市化。这种“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也埋下了债务风险与社会不平等的隐患，是理解当代中国城市扩张的关键逻辑。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是理解当代中国治理逻辑的必读经典，尤其是“理解今天中国治理问题的起点是分税制改革”这一观点深入人心。大家赞赏作者用社会学的细腻笔触剖析冰冷的财政数据，揭示了政府作为“超级行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角色，认为其洞察力远超一般经济学著作，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
- 多数读者对书中关于“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分析表示强烈共鸣，认为这解释了高房价与城市扩张的根本原因。尽管部分读者指出书中数据略显陈旧，但其揭示的制度惯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读者感叹于作者敢于直面敏感话题的勇气，认为本书不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份珍贵的社会记录。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在学术严谨性与可读性之间的平衡，认为其论证扎实、案例详实。虽然部分章节涉及复杂的财政术语，但整体逻辑清晰，能够引导读者建立系统性的认知框架。许多读者表示，读完本书后对新闻中的政策变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不再局限于表面现象，而是能洞察背后的利益博弈与制度约束。
精彩摘录
- "金融资金作为土地征用、开发、出让过程的“润滑剂”，使得政府能够迅速扩大土地开发规模、积累起大量的土地出让收入。这些土地收入，最终大部分都投入了城市化建设之中。在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之中，政府和银行的思路都非常明确：银行的土地抵押贷款以土地作为抵押，货款一般在1-2年之内就可以收回；财政担保贷款虽然贷款期比较长，但是有不会破产的政府财政做担保，所以也可以放心放贷；政府的收入则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土地出让收入，只要土地可以不断征用出让，或者只要土地出让价格足够高，政府就可以取得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另一方面，只要财政和金融资金不断地投人城市建设、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尽管融资规模会不断扩大，但是政府"
- "下面我们来看看刘仲藜的回忆： 与地方谈的时候气氛很紧张，单靠财政部是不行的，得中央出面谈。在广东谈时，谢非同志不说话。其他的同志说一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当时有个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叫符睿（音）的就说：“朱总理啊，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法谈了，您是总理，我们没法说什么。”朱总理就说：“没错，我就得这样，不然，你们谢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一说话，那刘仲藜他们说什么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我来讲。”一下就给驳回去了。"
- "税费改革将一些摊派的公共建设收费（如修路和校舍建设资金）变成了必须经过村民大会通过的“一事一议”收费制度，这就彻底堵住了乡镇政府非规范性收费的渠道。乡镇政府既然没有权利再从农民手里收费，要进行民间高利贷的借款也立刻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民间资本把乡政府收费的权利看作是乡政府作为债务人的“信用” 【脚注：我们调查的一位乡党委书记告诉我们，税费改革后，他手头一点“活钱”都借不到了。因为那些有钱的老板觉得乡政府不能收费，便没有能力还钱。极端的例子是，他现在连从乡政府门口的小卖部买烟都不能“赊账”了，用他的话来说，现在是一点“信用”都没有了。】"
- "资金的流动和时间上的延迟是生财和用财的关键因素。独立的一级政府材质的主要意义在于政府可以根据自己辖区内的情况安排预算、斟酌轻重缓急而安排支出。工资支出，看上去虽然像是刚性的、专门的支出款项，但是由于这是财力的主要部分，乡镇政府经常用来应急。工资如果能晚发一个月，资金的运用余地就大大增加，这相当于增加了其政府财力。在税费改革以前，乡镇政府有“统筹费”来调度使用，这相当于基层政府运转的“润滑剂”。税费改革以后，这笔“润滑剂”缩水，乡镇政府必然会挤占、挪用其工资支出来维持乡镇的运转和日常工作。"
- "改革前后，政府的行动目标发生了由政治目标向“政绩”目标的转变。改革前，地方政府的运作目标在于响应中央发出的一次次的“政治运动”，而改革后，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在于出“政绩”，其中心内容就是保持地方的社会稳定、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地方政府实现目标的基本运作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谓分权，只是将政绩目标层层向下承包而已"
-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却没有这么理想。虽然市场的作用不断扩大，“体质外”的力量不断成长，但是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并没有明显的弱化，许多重要的市场要素如资本、土地乃至劳动力配置权力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与改革前不同的只是其控制的手段和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 "新中国建立以后，农民负担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50年代初期，建立了国家对于粮食及其棉花、油料等作物的统购统销体制，又通过农村合作化运动建立起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基层组织制度，改变了农民负担的基本形式。这个时期农民除了要上缴农业税之外，还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即以国家规定的征购价格将粮食卖给国家。这是带有强制性的“卖”，所以实际上是国家向农民以购买形式征收的“暗税”。农民以征购价格售卖农产品，再以国家规定的价格购买向农村销售的工业品，形成了所谓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剪刀差的存在，与国家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加速实现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有关。自1953年至1978年，农业税为897.6亿元，占农业国民"
- "乡镇转移支付的计算依据实际上就是原来“五项统筹”的内容。而乡镇转移支付是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最大的一个部分。这说明中央对地方计算的时候，实际上是根据地方改革前的乡统筹为基础来计算的。有意思的是，在税费改革前，财政部要求各地上报“三提五统”等农民负相的实际数量，而各地政府因为并不知道这个上报数是为了计算转移支付，反而以为是对农民减负工作的检查，所以大部分上报的要少于实际数。面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测算则是以这些上报数为主要依据。这是我们理解转移支付不足的一个根据。"
目录
用户评论
以财政作为界分的线索对49年建国后中央和地方关系变化做出了梳理，先从宏观上论述78年之前国家对地方资源垄断并通过收放方式来调整关系-改革开放前十五年的财政包干和经济增长-94年之后的分税制，之后着重论述了分税制造成的县乡财政危机和基层政权的悬浮-城市在体制外追求土地财政和土地城市化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方式。周看到了在表面上的财政集权之后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失控以及由此带来的基层政权的衰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中央和地方都在不断的制度革新中改变着自己的行为并直接导致了下一步的困境。这一切的原有还要归结于非市场化的而是运动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文眼在第十四章：看见“城乡统筹”之类的场面话还是多提防着点儿吧。财税体制和央地关系不是唯一的解释维度，是否是最重要的维度其实也值得商榷。
写得挺好。那么经济学的表述里还能让人觉得很社会学。
“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曾子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往圣先贤的教诲可以作为本书的结语。”——这本书能出版就挺牛的，可以作为非常难得的研究素材，数据和访谈都非常详实。只是周飞洲老师也真的太太太不在乎封面了吧，太难看了，上海三联的编辑是咋想的？不过，这本书能出版已经大幸了，阿弥陀佛。
本应该是中规中矩的一本书。但如今有些中规中矩的事情能做成，都值得加一星。也许我们看完之后觉得有些事情本应是常识，但不知何时开始，保有常识能力却越来越难得。
十几年前的一些洞见，外贸，房地产，医疗，有的有所改善，有的还未解决，看完置身事内来补的
书比较早了，调研时间太远了，主要分析了分税制改革前后的影响、农村基层政府的运转、土地财政问题。今天来看，分税制改革是成功的，农村基层治理问题正在深化改革，土地财政的玩法快到陌路了。书里总结了地方政府的“财政锦标赛”行为逻辑，一句“所谓分权，只是将政绩目标层层向下承包而已”真是精辟。
牛逼闪闪！除此以外再无其他评价
迄今最精彩的中国政府治理研究是两个社会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写出来的……三周均乃神人也
从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互动关系，阐明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尽管研究对象的时间窗口是21世纪初，但其逻辑演绎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的延续性，恰又验证了作者的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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