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它如何梳理清末变法的史实，而在于它替「激进」与「保守」翻了一笔账。在绝大多数人把甲午主战、戊戌变法天然等同于爱国与进步的话语里，萧功秦偏偏指出：那些高呼「路亡国亡」的激昂之声、那些挟爱国名义施压的激进派，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虚骄心态；而主张低姿态、以功效为尺度的李鸿章们，反倒承受着最孤独的处境。读者最触动的，正是这种反直觉的判断——改革未必因「快、大、全」而成功，激进本身可能才是灾难的源头。它适合所有对「为什么中国近代变革如此艰难」怀有疑问、又不满足于口号式答案的人读。
作者简介
萧功秦:
湖南衡阳人，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大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当代中国转型政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与比较。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等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深入剖析清末新政失败的政治学逻辑，揭示激进变革与保守体制间的不可调和性。作者指出，在专制政体下，任何试图通过体制内改革实现现代化的努力，都会因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和缺乏合法性的制度基础而走向崩溃，最终导致革命而非改良。
- 书中详细批判了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等人的激进策略，指出其‘快变、大变、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严重脱离现实，挑战传统政治象征并孤立最高权力者，这种非理性的政治冒险加速了改革的失败，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中极端的激进主义倾向。
- 作者从历史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传统官僚政体虽有一定弹性，但在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时，其封闭的特权等级结构和统治合法性危机，使得任何实质性变革都难以在原有框架内完成，从而论证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路径依赖。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分析深刻，视角独特，揭示了清末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的僵化和激进策略的错误。尽管部分读者对作者的保守立场持保留态度，但多数认可其对历史事件政治逻辑的剖析具有启发性，有助于跳出简单的善恶二分法。
- 许多读者指出，书中关于激进改革危害、政治共识重要性以及稳健改革必要性的论述，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具有强烈的现实映射意义。读者认为这种借古讽今的写作手法虽然隐晦，但提供了反思当下改革路径的重要思想资源。
- 部分读者批评书中存在史料引用不严谨、观点偏颇的问题，认为作者为了论证自身理论而歪曲历史事实。但仍有大量读者认为，尽管存在瑕疵，本书在思想深度和分析框架上仍属上乘之作，是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目。
精彩摘录
-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最终失败了，清王朝也引火烧身，随之崩亡。但这并不意味着铁路国有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用民国时人们的说法，在清末“民气尚固”的情况下，铁路国有只是“时会未至”。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来考察，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推行这一政策。 然而，对于一个从事交通现代化的后发展民族来说，铁路国有乃是历史的基本趋势。民国政府在建国伊始，就继承了被它所推翻的清王朝的未竟之业。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也即清王朝崩亡一年多以后，民国交通部就提出了接收湖南商办铁路为国有的政策。其基本办法与清政府几乎如出一橄。然而，这时的商办派土绅商民们却来了一个一百入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不再像一年多以前那样，高呼"
- "下面，本文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的历史真实性谈一些着法。 李鸿章《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是最有争议的人物。观众中不少人认为该片美化了李氏，这其实是人们长期以来受50年代史学观影响太深，已经形成刻板的思维定势所致。当人们面对一个更为真实的李鸿章形象时，反而更难以接受。这正如我们好不容易养成了留辫子的习惯，要大家剪掉也难。事实上，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世俗理性意识，首先是在洋务派那里发源的。至于这位在近代中国喊出第一声“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应该如何定位，只要举以下这个例子就足够清楚了：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给他母亲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
- "在西方，保守主义保的是原来已经具有的东西，如市民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经济上的自主组织等等，那么，你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你要以什么作为保守主义的基础？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近百年一直是处于不断变动、改革与革命之中，中国自本世纪初的新政以后，极端的、以保守旧事物为己任的国粹主义的保守派已经极少，至少在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只是一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一种在根本上承认变动与改革的必要性的渐进主义。它与传统国粹派相比，虽然也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但决不是无条件地保守旧物，而是把“旧物”或传统视为承载新事物的工具，换言之，新"
-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士绅地主是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广大农民进行剥削与压迫的食利阶级，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他们毕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由儒家思想所规定的社会伦理责任，并承担着农村文化生态平衡的组织以及农村文化传统的延续的功能。面对官府，这些土绅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村社会自主体的利益。而民国以来的土豪、恶地主、地痞流氓与“刁民”以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与收税人自居，成为国家专制主义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的最直接的帮凶。由于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的彻底崩坏，20世纪初以来，农村的自主性与自治性，随着农村士绅阶级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而土豪地主、恶霸则更是肆无忌惮，这几乎是民国初年以后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过程。"
- "清王朝是一个由少数族统治多数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而这种统治之所以得以实现，必须以封闭性的特权等级结构为基础。正因为如此，统治阶级子孙后代治国能力的递减，则成为这种特权结构的历史因果报应。"
- "些外国在中国的观察家也认识到铁路商办政策出现的严重问题。日本驻东北的领事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人们相信，必须发展地方工业，必须抵制外国品的进口。但是，人们却没有进行过社会经济形势、供求关系的调查，没有对于收支进行全面性的综合考虑，准备工作也付诸阙如。这些模糊的不成熟的实践，可能是为了满足较高层官吏的要求，或者为了回应民众的喧闹呼声，然而对工业的本质特点却是一无所知。”这位作者尖锐地指出，这种收回铁路利权运动，“把官员们轻信易欺与半通不通的士绅的愚昧观点结合起来了。”"
- "事实上，四川商办公司原先就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的观点的分歧，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坚持对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亏空部分股资不予承认的僵硬态度，激起各方强烈不满，从而使商办派内部的分岐的态度反而趋于统一。保路运动中的上层温和派原先主张，只要政府如数还款，就同意把商办改为铁路官办，此时，由于清政府不愿全数还款，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与威胁，于是一反原来的态度，也跟着激进派变得强硬起来。他们说政府“不但夺路，并且谋财”，可以说，这正是他们的心里话。 在这种情绪化的紧张氛围中，阴历五月十七日，政府与四国银行的正式合同文本到达成都，这一合同书经过激进派在报刊上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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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象极100年前的“交锋”
我读到天朝学者中对晚清政治改革分析比较有见地的。
萧实在是保守如太监，没跑了
当然大家要注意到作者是新权威主义者
大三大四时候读的吧，最大的触动就是，激进改革的后果。
就20多年前的情况来说，水平是很高的，一些观点现在仍有意义。
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新权威主义，也即新保守主义者，局部分析精彩，全局的脉络一直暗中反对变革，颇有遗老遗少之风。有空补长评 @2020-03-11 18:55:09 @2021-12-24 15:01:34 @2022-02-23 22:13:07
思考问题的模式很有新意，但其中一些引用的史料还是真的再推敲辨伪。
曾几何时上海滩号称有三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萧功秦、朱学勤、许纪霖，我还都看过他们的书，好吧对我是有开蒙之用的——我不用恩。这本书我还有作者亲笔签名呢，一声学弟又让我怀念读书时了，其实那时理解力远没有现在好，但是架不住年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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