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和六便士

翻开这本书，最先撞进眼里的往往不是理想的光辉，而是一个中年男人的「不堪」：他抛妻弃子、冷漠自私、把身边人的善意当作可以随意践踏的阶梯。毛姆偏偏没有替他粉饰，反而借叙述者之口，把这种「为画画而抛弃一切」的执拗写得近乎残忍——四十岁才开始，因为「现在再不开始就太晚了」。这正是全书最富争议之处：它逼着读者在道德与艺术之间做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题。傅惟慈先生克制的译笔，让这份锋利得以完整保留。它适合那些不愿被「理想很美好」这类话术轻易打动的人；也适合你正困于安稳生活、却隐约听见内心某种召唤的时刻。读完或许不会给你答案，但会让你重新审视：自己脚下的六便士，与抬头那轮月亮，究竟哪个更配得上这一生。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于1874年1月25日出生在巴黎。父亲是律师，当时在英国驻法使馆供职。小毛姆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去世，他被送回英国由伯父抚养。毛姆进坎特伯雷皇家公学之后，由于身材矮小，且严重口吃，经常受到大孩子的欺凌和折磨，有时还遭到冬烘学究的无端羞辱。孤寂凄清的童年生活，在他稚嫩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养成他孤僻、敏感、内向的性格。幼年的经历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2年初，他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一年。在那儿，他接触到德国哲学史家昆诺·费希尔的哲学思想和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新戏剧潮流。同年返回英国，在伦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当了六个星期的练习生，随后即进伦敦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为期五年的习医生涯，不仅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且使他学会用解剖刀一样冷峻、犀利的目光来剖视人生和社会。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莎》，正是根据他从医实习期间的所见所闻写成的。 从1897年起，毛姆弃医专事文学创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写了若干部小说，但是，用毛姆自己的话来说，其中没有一部能够“使泰晤士河起火“。他转向戏剧创作，获得成功，成了红极一时的剧作家，伦敦舞台竟同时上演他的四个剧本。他的第十个剧本《弗雷德里克夫人》连续上演达一年之久。这种空前的盛况，据说只有著名剧作家肖伯纳才能与之比肩。但是辛酸的往事，梦魇似地郁积在他心头，不让他有片刻的安宁，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他去表现，去创作。他决定暂时中断戏剧创作，用两年时间潜心写作酝酿已久的小说《人生的枷锁》。 第一次大战期间，毛姆先在比利时火线救护伤员，后入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到过瑞士、俄国和远东等地。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写作间谍小说《埃申登》提供了素材。战后他重游远东和南太平洋诸岛；1920年到过中国，写了一卷《中国见闻录》。1928年毛姆定居在地中海之滨的里维埃拉，直至1940年纳粹入侵时，才仓促离去。 两次大战的间隙期间，是毛姆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期，他写了一系列揭露上流社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道德堕落、讽刺，如《周而复始》、《比我们高贵的人们》和《坚贞的妻子》等。这三个剧本被公认为毛姆剧作中的佳品。1933年完稿的《谢佩》是他的最后一个剧本。毛姆的戏剧作品，情节紧凑而曲折，冲突激烈而合乎情理；所写人物，着墨不多而形象鲜明突出；对话生动自然，幽默俏皮，使人感到清新有力。但总的来说，内容和人物刻画的深度，及不上他的长、短篇小说，虽然他的小说作品也算不上深刻。这一时期的重要小说有：反映现代西方文明束缚、扼杀艺术家个性及创作的《月亮和六便士》；刻画当时文坛上可笑可鄙的现象的《寻欢作乐》；以及以大英帝国东方殖民地为背景、充满异国情调的短篇集《叶之震颤》等。短篇小说在毛姆的创作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短篇小说风格接近莫泊桑，结构严谨，起承转落自然，语言简洁，叙述娓娓动听。作家竭力避免在作品中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让人物在情节展开过程中显示其内在的性格。 第二次大战期间，毛姆到了美国，在南卡罗莱纳、纽约和文亚德岛等地呆了六年。1944年发表长篇小说《刀锋》。在这部作品里，作家试图通过一个青年人探求人生哲理的故事，揭示精神与实利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特别受到当时置身于战火的英、美现役军人的欢迎。 1946年，毛姆回到法国里维埃拉。1948年写最后一部小说《卡塔丽娜》。此后，仅限于写作回忆录和文艺评论，同时对自己的旧作进行整理。毛姆晚年享有很高的声誉，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图鲁兹大学分别授予他颇为显赫的“荣誉团骑士“称号。同年1月25日，英国著名的嘉里克文学俱乐部特地设宴庆贺他的八十寿辰；在英国文学史上受到这种礼遇的，只有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三位作家。1961年，他的母校，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他名誉校董称号。 1965年12月15日，毛姆在法国里维埃拉去世，享年91岁。骨灰安葬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内。死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建立了档案馆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