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煇讲台湾》是一套全新讲述台湾与台湾人故事的作品，是传奇学者戴国煇先生一生呕心沥血，将他的生命与研究化为一体的智慧成果，是一趟台湾一百多年历史抽丝剥茧的探险之旅。
戴先生著作等身，生前著作多用日文写作，其夫人林彩美女士组织近百位专家学者将其著作翻译整理，于2011年在台湾出版了《戴国煇全集》27册，近700万字。此次《戴国煇讲台湾》编选《全集》有关台湾历史精华，经过10年筹备，是中文简体版首度出版，填补了台湾史知识空白。
戴先生出生与成长于台湾，在日本学习、工作与生活了40多年。他的独特经历，使他对“台湾人认同”、两岸人民的共生关系、台湾少数民族历史、台湾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等议题长期关注，且阐述翔实。
两岸的长期隔离，使两岸人民失去了共同的历史体验，难以理解彼此。《戴国煇讲台湾》真实还原台湾百年历史，对于被当前 “台独”分子歪曲的台湾历史正本清源。真实还原百年历史情境下台湾人的心理历程和心态变迁，使我们能以同理心去倾听台湾人的故事，理解台湾人的遭遇，使真正的疗伤和融合成为可能。当我们追寻作者视角，看到戴先生从“台独”产生的历史根源，论述 “台独”不成立的精彩见解，又给了我们祖国统一的信心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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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国煇讲台湾·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
我的许多朋友、同学、师长在二二八、白色恐怖中，有的冤死莫名，有的慷慨赴义，有的身陷囹圄，饱受身心摧残。另一方面，我也眼见耳闻了数之不尽的公报私仇、政治权力倾轧、斗争、欺骗、勒索、出卖等卑鄙丑陋的邪恶行径。可以说，人性的崇高与卑劣、真实与虚伪在这过程中，交互呈现，做了最彻底无遗的展露。对这些我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发愿要把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源头、过程做全面的探讨，既为剖解未明的疑惑，也可为当世与来者之借鉴。——戴国煇
1947年2月28日，因一位底层妇女贩卖私烟而被警察殴打进而引起的全岛骚乱的“二二八事件”，被认为是台湾现代史重要事件，之后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关于“二二八事件”仍有诸多疑问与争议。
戴国煇先生亲历“二二八”，而且是“二二八”研究的先驱者。为了寻找真相，他用数十年时间在海外搜集、整理该事件相关资料，《爱憎二二八》是他相关研究成果，被称为“二二八”研究的入门著作。在本书中，详细还原了“二二八”事件始末，介绍了当时台湾社会的真实情况，谈论了该事件对台湾民众以及岛内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该书中提出对光复前后的这段台湾历史的建构，在台湾有关“二二八”历史论述被主张“台独”者篡改、进行政治利用的当下，本书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戴国煇（1931—2001）
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思想家
台湾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
“统派的理论家”
台湾桃园平镇客家人。1955 年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农经博士。曾任日本东京立教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历史系教授、日本文部大臣外籍咨询委员。 1996年返台定居，终老于故乡台湾。
戴国煇先生一生著述甚多，他专攻农业经济、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华侨史，同时也是台湾近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其研究视角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学科，是跨界研究的典范。
旅日40年间，他以“台湾出生的客家系中国人”身份，知日而不亲日，活跃于20世纪日本的主流学界、舆论出版界。由于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他长期不得返回故乡台湾，但其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台湾，始终以“隔离的智慧”，以敏锐的眼光，以“内在自由之崭新境界”，观察着、记录着台湾历史的发展...
- 亲历者视角还原二二八事件真相
- 剖析台湾光复后认同重建困境
- 揭示人性崇高与卑劣的交织
- 关注两岸历史与政治的读者
- 研究台湾近代史的历史爱好者
- 希望理解台湾社会心态变迁者
- 需结合日据时期背景理解语境
- 注意区分作者个人情感与史实
- 关注书中对陈仪治台的评价
- 治学严谨客观，史料详实可信
- 有助于消除两岸误解与隔阂
- 深刻剖析了台湾人的复杂心态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有些流氓模样的青壮年，则仿效日本人头绑白布巾，口骂“支那人”“清国数”，不分青红皂白地找出外省人殴打出气，连就读于台北女师附小（今台北市立师院实小）的外省小孩也无法幸免，惨遭拳打脚踢后，还被推入学校前的深沟中。连我也因闽南语不甚灵光，而被迫唱日本国歌、以证明合湾省籍身份。这些情景，对年轻而富于正义感的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冲击。我当时固然也对大陆来台行政官员、士兵的贪污横暴等无理的种种深表愤怒不满，但总觉得这样非理性的暴行骚乱，终非正道，眼见许多无辜受欧打者一拨一拨地被送进台大医院，心里非常痛心难过。至于战灾过后不久，物资甚为匮乏，还焚毁专卖品等，叫我惶惑及惋惜。"
- "二二八后，大陆国共对抗的情势愈形严峻。国府的政治腐败，失去民心，军事上也逐渐转衰，大陆青年学生普遍左倾，学潮四起。1948至1949年，大批大陆知识青壮年到台湾的学校任教，其中颇多思想左倾，不少为中共地下党员者。我们肯下功夫的台籍学生慢慢地开始有能力阅读中文刊物，当时大陆深具影响力的报刊，像《文汇报》《大公报》《观察》已涌入合湾，早熟的学生无不至图书馆争相阅读。左翼作家鲁迅、巴金、矛盾等人的小说、杂文也风行一时，成为台湾知识青年一睹为快的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本地的青年学生也开始对大陆政局的变化热切地关注，与大陆来合学生们会合，搞起活动和学运来。"
- "从1945年盛夏到1955年深秋这10年间，我经历了台湾光复、二二八、白色恐怖这段合湾社会政治翻腾搅扰不已的多事岁月，其中渗杂了众喜、愤怒、悲哀、壮怀激烈的各种复杂情绪。我的许多朋友、同学师长在二二八、白色恐怖中，有的冤死莫名，有的慷慨赴义，有的身陷图画，饱受身心摧残。另一方面，我也眼见耳闻了数之不尽的公报私仇、政治权力倾轧、斗争、欺骗、勒索、出卖等卑鄙丑陋的邪恶行径。可以说，人性的崇高与卑劣、真实与虚伪在这过程中，交互呈现，做了最例底无遗的展露。对这些我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发愿要把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源头、过程做全面的探讨，既为剖解未明的疑惑，也可为当世与来者之借鉴。"
- "当年的国民党当局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二二八的研究，但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下，当然就没有人敢去碰它。当局对整个事变讳莫若深，极尽掩盖之能事。经历过二二八的世代，对当年国府接收人员的贪婪残酷与镇压事变时的凶狠毒辣，虽有极深的憎恨与惶恐，但在“戒严”高压体制下的合湾岛内，除了偶尔私下吐露几句愤懑之词外，只有噤默不语，不致声张；而战后出生的世代则靠着父母辈的一些传闻，撷取一鳞半爪，滋长出不断增高的愤懑与抑郁。“台独”人士则利用国民党当局的不当禁制措施，置二二八的历史真相于不顾，反而利用其“黑盒子”制造些神话，夸张失实地大作政治性的煽动蛊惑文章，有意无意地借此制造仇恨，加深省籍矛盾，以求扩充政治资本，趁而建构"
- "蒋介石委派陈仪主闽，实出于下列数种理由：1.借重陈仪有魄力、勇于负责、开明且清廉俭朴的威望，来收拾“福建事变”后的烂摊子。2.福建素来地方豪绅权势大，派系多且根深蒂固，本地奸商、流氓与日本浪人及台湾歹狗（台籍浪人、老鳗（流氓）、攀附日帝狐假虎威的歹徒之通称）勾结作恶，因为有日本背景甚难对付。只有请出对日具有望重威高的陈仪才能压众。3.斯时，蒋介石依然在考虑如何对日缓冲，虚与委蛇，借重陈仪之处甚多。"
- "本来，台湾光复后有两大课题：第一，是整个中国，包括大陆与台湾都必须从传统的社会迈向现代化的社会；第二，由于有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特殊历史因素，台湾还必须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从日本回归中国，也就是必须经过认同的重建，以与大陆携手同步建立现代化国家。很不幸的是，光复后不久即碰上二二八与50年代的“白色恐怖”，遂使一些合籍人士未及建构好对中国的认同，从而错误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遗留下的价值体系比中国的要来得进步，而予以肯定。殊不知未经台人向日帝抗争从而以自主性建立的价值体系及法政体制是脆弱的，也是不可取的一种虚构而已。"
- "本来，在台湾岛内，经过二二八事件，不少台人——特别是知识青年对国民党失望、怨愤，但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另有一个反封建、反帝、反官僚专制、反剥削、反压迫的红色中国之存在，于是由对白色祖国的失望转向寄托红色的祖国，省籍矛盾逐渐被左派意识所克服。这由二二八之后，台大、师院等校学生不分台籍、大陆籍共同发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潮（1949年的“四六学潮”是个高潮），即可见一斑。然而，至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重获生机，为稳定风雨飘摇的局势，开始以激烈而残酷的手段极力肃清、捕杀左翼人士，台湾进人了“白色恐怖”时期。"
- "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之能巩固在台湾的统治有几项因素：第一，用“军事戒”实行高压，钳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权：第二，透过“土地改革”、田赋征实、随赋征购、肥料换谷等农业政策掌控粮源。朝鲜战争后，又有每年约一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使台湾的民生物资基本上不虞匮乏；第三，国民党把大陆四大银行的巨额准备金及外币、金、银类，运到台湾，抛卖出部分黄金，来遏阻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使台湾经济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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