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真正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它一面教人如何说理，一面又不断被读者质疑「它自己做到说理了吗」——而这恰恰构成了它最独特的阅读体验。许多读者从中读出的，是一套以自由、平等、个体尊严为预设价值的「说理」：它要求不羞辱、不谩骂、不用情绪压人，把公共对话建立在理性之上。可也正因这份鲜明的价值立场，不少人觉得它夹带立场、例证偏颇，甚至「看着不爽」。于是这本书成了试金石：你若认同说理须有价值前提，它会是你珍视的反洗脑之书；你若坚持说理应价值中立，它便显得名过其实。它不适合寻求严密逻辑训练的人，却适合那些愿意追问——说理究竟能否脱离立场而存在——的读者。
作者简介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海内外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著作包括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当年荣登“网易公民阅读2011年度十大好书”之首)《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并编有《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
徐贲先生在美国大学教授论证与说理写作20余年，深谙说理教育培养之道。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论述公共说理的著作，专为中国读者尤其年轻读者而写，实践性与人文性兼备，堪称培养有效思维、学习理性对话的启蒙读本。
AI导读
核心看点
- 系统梳理公共说理的逻辑、信誉与情绪三要素
- 剖析网络暴力与情绪化话语对公共理性的破坏
- 提供识别逻辑谬误与提升批判性思维的实用工具
读者共识
- 被视为反洗脑与培养公民理性的启蒙佳作
- 部分读者认为其说理方式本身存在双重标准
- 前八讲干货较多，后文被指重复且情绪化
精彩摘录
- "1. 中国不高兴只不过是中国公共话语生态恶质化的冰山一角。一切可能与它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它争吵、羞辱、嘲笑、谩骂的对象。它借助的本来就是那种高度情绪化、具有暴力和仇恨倾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对它来说，说理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 2. 正如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所指出的，这种以网络为主要言说空间的话语，其明显特征是“哄客”们的暴力、冲动、专横、仇恨。这个网络中的“群氓社会”，与勒庞（Gustave Le Bon）在100多年前论述的有形群氓社会具有相同性质的狂烈、暴戾、冲动、易受蛊惑和不理性。 3. 了高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地实行任何对个人的排斥、钳制、压迫、残害。这也是“不高兴”民族主"
- "专业人士并不总是可靠知识的来源。在公共说理中，他们对自己专业范围内的意见也并不都是正确的，普通人对专家们的意见需要有所检验，不能他们怎么说就跟着怎么相信。要做到这个，就少不了哲学家罗蒂所说的“文化扫盲”和“批判能力扫盲”。例如，2013年12月7日《环球时报》一环球网有题为《吴庆宝：李某某案的受害人利用了法律》的报道说，“北京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认为，李天一案中，法律被人利用，那个女孩本可以随时走掉，但是她最终还是跟这几个人在一起。而案发后，她应立刻举报这个案件，可她是在所谓的谈判不成的情况下，才举报了这几个人。她没有遵守职业道德，但她利用了法律的漏洞。”这些听起来振振有词的专业分析其实是经不起"
- "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中说，一个社会文明的衰败表现在“它的语言在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他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但是，结果也可能成为原因，它强化了最初的原因，导致了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思想的不真实与语言的不准确互为因果，但这个过程是可逆转的，逆转这样的过程，是我们学习理性公共说理的主要目的之一。"
- "诺曼在使用“法西斯”一词时表现得特别小心，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在美国，对互联网和公开政治对立有所了解的公众，许多都知道“戈德温法则”（ Godwin'sIaw）。这个法则是由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 Mike Godwin）在1990年提出的，先是用于网上的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指的是，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 在美国的政治对立中，“戈德温法则”似乎并不只是朝一个方向延展，并不一定趋向“纳粹类比”（或法西斯），而是也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延展，最终趋向“共产党类比”（或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趋向看似相反，"
- "胡泳在《中国式辩论中的“文革法则”》一文中指出，中国式辩论中有一种类似于“纳粹法则”的“文革法则”，例如，方舟子和韩寒之战（包括他们的“粉丝”之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双方都以“文革余孽”的标签相互指责。运用这一标签的还包括知名的学者和教授。不仅是方韩之战，“中国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都会出现对立者互指“文革余孽！的奇观”。中国式辩论的“文革法则”现象固然存在，但与“纳粹法则”毕竟不同。在美国，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反感，用“人神共愤”这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夸张。“纳粹类比”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成为一种被滥用并污染信息环境的语义基因，是因为纳粹被揭露得太彻底了，以致成为一些人不动脑筋就随意使用的现成字眼"
- "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歧视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这也是正派社会的价值观。正如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所说，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从反面来表述正派社会的根本道德原则，乃是凸显某一些行为对社会道德秩序的严重破坏作用。使用非理性话语就是一种对社会理性、真实秩序有严重破坏作用的行为。 逻辑、语言（文字）和思想这三个部分是结合在一起的。逻辑严密的说理语言也会谦和有礼，仔细定义自己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不用侮辱性字眼，不带吵架的腔调，尽量少用带有预设情"
- "《中国不高兴》话语的非理性，在它的作者那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与说理相反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习惯。它的思维定式是“对抗”，不管对方说得对不对，都一律要予以“反击”，决不认账。与此相应的话语习惯就是“吵架”，在最大程度上用语言暴力（嘲笑、谩骂、挖苦）给对方造成伤害。这样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习惯本身之所以非理性，是因为它不想讲理。不想讲理的人，你又怎么对他说理呢? —— 吵架比的是谁嗓门高，谁更善于运用语言暴力，谁更能伤害对方。吵架双方的彼此伤害越深，在“理”上取得共识、妥协的可能就越小。吵架要置人于死地，说理要人际沟通，这两个恰好是背道而驰的目的。 —— 而这样的群众行为恰恰支持了极权统治惯用的驭民逻辑和"
- "当语言被用来遮掩而不是澄清事物真相时，它就成了一种欺骗。这种欺骗经常是不太容易识别的，因为用于遮掩真相的都是美好、客观、深刻的“好词”，如“待业”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其实就是城市失业青年，“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就是大饥荒。作品被审查枪毙，叫作“调整”，言论被禁止，叫作“管理”。像这样的语言就是奥威尔所说的 “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了。"
目录
用户评论
篇章编排不够清晰，对说理的阐释也不够系统。虽说作者呼吁培育中国公共说理土壤，但负面例子皆指向中国，美国案例全都正面，也是犯了情绪性谬误。
(逻辑+信誉+情绪)x(见识+美德+好意)
只是一本随笔集，却被包装成“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论述公共说理的著作”，全书缺乏良好的结构，文笔拖沓，不建议阅读。
这书本来前面看着还挺好，可是到了后面，各种例证私货太多，完全可以用其它的例子，严重影响了阅读。所以只给3颗星。
黃昏的上方有一顆鐵球，這種書寫的再好又有甚麼用呢？
一般
本书的后半部分值得一读，对说理的评价很高。讲了什么是说理，怎样说理，说理的起源，说理的现在发展这几点。人们对待环境有私域和公域之分，在私域内，处于放松状态，情绪的满足需求超过理性。讲话很少会四平八稳，力求无懈可击的啦。而有在公域状态下，人才会有说理的念头产生并愿意付诸行动。但普通人的一生中，很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故而想要拥有一个大同的说理环境，还是很难。譬如说，现在的网络。
很好笑的是，作者在后半本书，说了很多他心目中良好的说理情景。包括但不限于，平和、无攻击性、温婉、不表现出争辩样子、维持自身的善意形象等。但在前面几章，哇，那种字里行间的对中共的阴阳怪气和讥讽，言辞傲慢、尖酸刻薄、装腔作势、给人带来不快等等所谓不好好说理的作法，几乎都活灵活现地演绎一遍了。什么叫春秋笔法啊。粉墨登场了属于。
反洗脑的"洗脑"
吕叔湘先生从1986年开始译斯泰宾的《有效思维》，他如此执着于此书，大概是有感于“文革”过去10年后，说理在中国仍然是一种尚未实现的有效思维吧。现在是2022年了，很遗憾，我们还在谈公共说理，仍然还是一件普及和启蒙的工作。徐贲先生写出了一本自己想要写的书，系统地论述了公共说理的方方面面。然而，当社会没有公民说理可以诉求、依据的普遍价值，而政治又不尊重和保护自由、平等交流的公民权利，公共说理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呢？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而不是握紧的拳头。”——只有理性还不够，开放合作温和善意包容也很重要。这本书大部分都是常识（通识），然而我们这个社会是多么缺乏常识，多么需要说理训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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