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引争议之处，在于刘小枫把儒家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打通考察：公羊的圣人改制、心学的成圣，如何共同孕育出现世完美的革命理想，并投射于王莽新政与毛泽东新政。它不满足于回答'儒家是否宗教'，而是追问：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其精神结构里究竟藏着多少儒教的影子？这一判断极具洞察力，也极具冒犯性——它让自由主义与左派读者都如芒在背。但读者也普遍抱怨：旁征博引而脉络松散，六经注我、大小前提不明，逻辑常悬空落地。因此它适合能容忍'高蹈立论'、愿与作者激烈交锋的读者；若求清晰论证，恐会失望。
作者简介
刘小枫，1956年出生于重庆。1993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比较宗教研究所所长。主要学术著作有：《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随笔集《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核心论点在于否定新儒家‘内圣开出外王’即从心性儒学推演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能性，作者认为儒家政治哲学与自由民主制度在根本上无法接轨，只能与追求现世完美的人民民主理念相衔接，这一观点彻底颠覆了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主流叙事。
- 作者将儒家定义为一种宗教，即‘儒教’，并论证儒家革命精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现世完美道义政治观上具有精神同构性。书中深入剖析了公羊家改制精神与心学成圣精神如何构成现代中国革命者的精神资源，甚至将毛泽东的革命气质解读为这种儒教革命精神的体现。
- 全书通过解读纬书、王莽新政等历史文本，探讨智识人在社会中的处身位置及哲学-神学政治问题。作者强调儒教士是宗教化的士生体，其旨趣在于维系天道与华夏民族体国家的关系，而非关注个体生存，这种立场引发了关于民族主义、反启蒙及独断论的激烈争议。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逻辑混乱、论证缺失，作者以主观臆断代替严谨推理，大量使用晦涩术语和引文掩盖逻辑漏洞。多数评论指责其‘妖言惑众’、‘胡诌八扯’，认为其将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强行挂钩是牵强附会，缺乏学术诚信，甚至被批评为‘托古改制’的纳粹式逻辑，学术价值极低。
- 尽管争议巨大，部分读者承认书中关于‘内圣开不出外王’的论断具有启发意义，认为其揭示了新儒家理论的根本困境。然而，这种认可往往伴随着对其论证方式的强烈反感。读者共识是，刘小枫在此书中展现了极端的主观随意性，其‘哲人’姿态被视为傲慢与偏执，而非智慧。
- 绝大多数读者对作者将毛泽东追认为‘儒教圣人’及美化王莽新政的做法表示震惊与不认同，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评论中充斥着对作者‘毛粉’立场的批评，认为其借学术之名行意识形态之实，缺乏基本的学术中立性。本书被视为刘小枫学术生涯中争议最大、评价最两极分化的一部作品。
精彩摘录
- "内圣的礼乐开不出自由民主的政治和法制"
- "儒家革命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追求现世完美的道义政治观上具有精神同构性：政治理想中的平等和人民民主理念、以道德性贯通政治制度的统治法式（人民民主专政）、革命者的救世主意识（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及夷狄交侵处境中保守华夏理想政制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承担（反帝反封反殖）"
- "儒教士因此是一宗教化的士生体，其宗教旨趣定向于作为民族体国家队华夏帝国的礼乐化，即维系天道与华夏民族体国家的关系，而不是像佛教、基督教那样关注个体生存的偶在和脆弱……儒教士有一些共同点特征：以周公或孔子和其它先圣为精神楷模，倡以德教立国的政制理念，以及我命与道义之天有特殊关系的教士身份意识。德教之制具体说是三代之制，这种制度被神圣化为一种宗教性的文质并彰的制度，所谓宗教性是指这种制度与天地固定关系。儒教士对天当然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道义性的天。"
- "大莽新政可与毛泽东新政比较研究，以探测左派儒教士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模式。有的论者提到王莽新政的儒家理想主义品质时大为赞扬，对毛泽东新政的理想主义却视而不见，或大肆诋祺，似乎两者有天壤之别，令人莫名其妙。葛承雍的＜王莽新传＞对王莽新政的儒家理想性有颇具体的描述，若与当今的毛泽东传合看，会发人深省。"
- "公羊家的圣人改制精神与心学的成圣人精神是现代中国革命者的精神资源。"
- "依循心学的成圣精神，辅之以公羊家的圣人改制精神，就构成了宗教化的、追求现世完美性的革命精神及其制度创新的政治文化风格，内圣外王论尤为明显地表达了儒生之政治使命的宗教性。毛泽东的革命精神的气质正是这种儒教革命精神。"
- "纬书颇为突出地反映了所谓哲学-神学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指的不是关于政治事务的具体观点，而是智识人在社会中的处身位置。所谓异端问题，一旦也随之转换为哲学-神学政治的问题，何种信仰实为真正真确定信仰的无谓论争就得以避免，而成了智识人与民众（现世是其符号）的政治关系问题。 首先，孔子自己就指点社稷民生大事，但自感过于惊世骇俗，于是要秘而不传其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绝非杀生以成仁的义士，而是懂得自己的见识（“知”）相当危险……“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篇》） 既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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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很有意思，需重读。
哲人心性与素王改制。双重写作。刘子的眼光可谓是『魔眼』。
刘小枫的很多论文都有虎头蛇尾的毛病，往往是旁征博引了一堆，中间经历无数次跑题，最后论点落脚到了一个虚空。。他从来不能给人一个脉络清楚的论述。这本书论及到国学问题就更是如此，颇有不懂装懂的嫌疑。
纬书之兴，说法颇多。从类型看大致可分为三种。首先是纬书家的说法：纬书是伏羲、黄帝、孔子或七十子等先圣先贤所造。这类说法显然是纬书家为了加强纬书的话语法权而造，经不起考证，但可视为纬书家自说的类型。第二种说法是攻纬书家的说法：这种说法意在指纬书家伪造圣旨和圣人之法，孔颖达的说法颇具代表性：“纬文鄙近，不出圣人……纬起哀平。”（《尚书序正义》）与前一种说法相较，一远一近，教派的圣俗之别的话语法权之争昭昭然也。第三类说法是：纬书源于周秦，成于西汉，盛于哀平。这类说法大都是后世文献家的说法，未顾及秦汉思想和政制理念冲突。纬书家处于在野的政治位置，故重受命论；今文齐学处在朝政的位置，故重“天谴”论，以保持儒教的宗教化德制立国的使命和担当的神圣权位。左派儒教士政文影响需审理，而非一味称颂或一味诋毁了之。
儒家革命精神那篇写得好，其他一般。
读了此书中有关纬书、儒家革命精神、《王制》的篇章。读硕士时就买了此书，没想到真正用此书时是在七八年之后。
补标，很久以前读，二三篇好，我自己感觉马克思能被恰当中国化的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儒家，无论是正面抛弃彼世的世俗性，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对民本的坚持与对大同的追求，以及对革命正当性（汤武）的赞扬，还是现实中所产生的实质上压制剥削百姓的保守等级秩序的负面作用，都为革命者的精神源流以及革命的法理性（替天行道）与暴烈性（农民起义）提供了与马主义并轨且被马主义超越的基础。
神道设教？
田园施派🤮站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学术立场，这种intellectual之贼，人人得而…之。
埋首古典学故纸堆，读了这么多书，就搞出来一套托古改制的nazi逻辑现代君主论。还用公羊学、儒家那一套给mao的revolution背书……用你？你这不是变相给maoist泼脏水吗？缺德玩意儿……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请休息”，要真想接maoist socialism的班，唔该先把密教式的神棍文风改改。阅读感受就是，作者是个幻想自己是信仰骑士的自恋狂，对socialism蓝图没有真挚的热忱。
（看到有文化影响力的学者，写这种东西出版，真是绝望……）
另：给这书打四五星的人，不是糊涂就是→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2022-05-15 18: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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