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

[德]沃尔夫冈·J.蒙森

出版时间

2022-12-31

ISBN

9787305258671

评分

★★★★★

内容简介

多数人认识韦伯,是通过《以政治为业》里的卡里斯玛领袖与责任伦理。蒙森却逼我们直面一个尴尬事实:这位思想家一生都在权力与道德的裂缝中撕扯——他鄙视资产阶级的软弱,又痛恨俾斯麦的保守;他渴望强人领袖重振德国荣耀,却亲眼看着民粹与纳粹借他的名义登场。本书不替他辩护,也不替他定罪,而是把那些相互矛盾的立场原样摊开:对权力的推崇与对铁笼的恐惧、对民族帝国的狂热与对个体自由的眷恋。它真正适合的不是寻求答案的读者,而是愿意与一个拒绝被简化的复杂灵魂对峙的人。读完你会明白,为何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沃尔夫冈·J. 蒙森(Wolfgang J. Mommsen,1930—2004),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曾先后任教于科隆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并担任伦敦的德国历史研究所主任。他的研究兴趣和写作领域很广,包括民主史、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等,主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史和德国史。 本书是蒙森的第一本专著,其著作另有《官僚制度的年代:论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1974)、《帝国主义的理论》(1977)、《帝国主义德国1867—1918:一个集权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1995)等。 【译者简介】 阎克文,浙江大学兼职教授,马克斯·韦伯著作翻译与研究中心主任,浙大城市学院讲座教授,专事马克斯·韦伯著作的译介,译作另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学术与政治》、《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合译)等。

AI 导读

核心看点
  • 还原韦伯在帝国与魏玛时期的复杂政治人格
  • 剖析韦伯对权力、官僚制及卡里斯玛领袖的看法
  • 揭示19世纪末至一战后德国政治生态的演变
读者共识
  • 史料详实严谨,展现韦伯思想的内在矛盾
  • 学术门槛较高,非传统传记而重思想轨迹
  • 对理解当代大国竞争与政治困境具启示

精彩摘录

  • "然而,韦伯之所以否定社会主义理想,关键因素在于他的这一信念:“任何理性的社会主义”都将袭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官僚制成分并使之膨胀到无穷大。一种社会主义秩序必须按照比资本主义秩序“更坚固的形式规则创造出严格的官僚制行政”才是可能的。充其量,社会主义可能将变成一种强大的官僚制消费者组织,它显然会带领人类更接近那个“未来的铁笼”。"
  • "对于那些主张在职业社团基础上分配选举权以便“有机地”代表所有利益集团的人,韦伯抨击他们是“本意良好但蹩脚的音乐家”。在他看来,这种“儿童文学式的肥皂泡”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不断变化中的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比以往任何时侯都不可能按照职业状况划出清晰的界线。职业社团选举权制度,还会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到经济利益集团手中,同时权力的运行也会越来越脱离公众興论的监督,并且有助于加速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的所有社会关系中越来越强固的官僚化进程。如果相信这种代表制度能够稀释党派之争,那也是大谬不然,无论政党还是经济联合体,都会在这种职业群体基础上的代表制度表象背后继续活动——但政治生活本身则会陷入僵化。在韦伯眼中"
  • "尽管他原则上反对奥波方案,却假定这是个已被废弃的结论而予以容忍。"
  • "韦伯深为他这一代人对政治问题缺乏兴趣而忧虑:“我这一代人真是令人称奇,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无非就是,要么与反犹主义沆瀣一气……要么就是达到更高的水平,认为模仿‘原原本本的俾斯麦’意义重大。”他看到,那些政治不成熟的同学们在“特赖奇克讲课时只要语带反犹味道就会爆发出……一通狂欢”,其实是在释放一种紧张情绪。他确信俾斯麦崇拜、反犹主义和天真幼稚密切相关。他这一代人“最最不可思议的”特征,就是对“本世纪历史那种奇特的无知”。"
  • "德国“一战”战败后,韦伯在启程赴凡尔赛参加和谈之前曾致信鲁登道夫,要求鲁登道夫、蒂尔皮茨、卡佩勒、贝特曼等人自愿提着自己的头交给协约国,以挽回德国的名誉并为德国的光荣重建献祭。韦伯返回柏林后,双方坐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彼此都钦佩对方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无法达成任何政治共识。韦伯指责鲁登道夫作为军事统帅犯下了政治错误,鲁登道夫则痛斥韦伯要为革命和新政权的罪恶承担自己那份责任,然后,鲁登道夫就提起了韦伯那个要求:“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意?为什么希望我这样做?” 韦:“只有你自首,才能保住国家的荣誉。” 鲁:“国家正在跳进深渊!这种主意简直是忘恩负义!” 韦:“你必须这样做,这是你最后一次效命于国家。"
  • "和马基雅维利一样,韦伯也认定权力在责任的彼此冲突中居于首要地位,并且推崇那些被马基雅维利称颂的公民楷模,“他们把自己城邦的伟大看得比灵魂救赎还重要”。怯于使用权力是一种可鄙的弱点。韦伯始终注意运用二分法(一方面是专业化、卡里斯玛领袖、极端的智识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源于理性知识领域的价值观分化),并将这些矛盾强调到了极端的程度。他甚至走得更远,认为“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的伦理不仅与所有政治行动不可调和,而且是一种缺乏尊严的伦理。43 由于这些观点,也由于毫不妥协地支持强国目标,马克斯·韦伯被指控向德意志民族灌输“钢铁时代的新马基雅维利主义”4“。他的工作也"
  • "韦伯特别关注在俄国革命期间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波俄关系问题。他惊讶不已地发现,俄国地方自治会的自由主义在波兰自治问题上竟做出了大量让步。4军校士官生们也在他们的规划中接受了广泛的民族自治。“解放联盟”甚至走得更远。韦伯比较了俄国自由派与普鲁士的波兰政策,认为前者的成功机会显然更大,因为它似乎成功地促成了波兰人一至少是德莫夫斯基(Dmowski)的波兰民族运动一与俄罗斯帝国联盟的忠诚合作。韦伯预计,如果俄罗斯帝国通过这种允许文化自治的政策而成功地使那些非俄罗斯民族(包括波兰人)自愿成为帝国成员,它的权力将会获得惊人的膨胀。在韦伯看来,无论对于俄属波兰还是普属波兰(die KongreB-und di"
  • "对于韦伯来说,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问题主要是用作全面讨论国际政治局势的一个出发点。他把亲眼目睹的发生在东部地区的非民族化过程,看作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和自立自主这种永恒斗争的一个特别生动的范例。他认为这是他那个时代根本性的社会政治法则之一。"

目录

导读 韦伯:“大国崛起”的思想家
译序 韦伯的政治使命与宿命
英文版前言
德文第二版前言
德文第一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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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有争议但极有价值,将韦伯的复杂性呈现了出来,读此书的第一感觉是再也不敢妄谈韦伯。钱永祥先生的序令人佩服之至。
学阀世家的蒙森史学功底非常扎实,以一个政治家的视角观察韦伯。韦伯在保守的Bueger立场和对皇帝的厌恶的进步立场中来回徘徊,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很多德国知识分子所共同面临的困境,相比某些硬核鼠人,韦伯也还算是在困境中没有被柏林和总参这两个疯人院里的人彻底逼疯的人了。
韦伯的全部政治观点都服务于一个目标:维持和扩张民族帝国的权力;除此之外的都是手段。为了通向这个目标,韦伯呼吁处理波兰问题、成熟的资产阶级取代贵族统治、扩张性的世界政策,以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卡利斯马式领袖。 这个领袖需要以连续的成功显示其昭昭天命,并驾驭技术官僚和人民大众,向其展示帝国的使命;这种领袖才能抵御无目的和无使命的官僚机器,从技术独裁中挽救民主和帝国。 我赞同韦伯的观点。但我更接近他议会君主制的方案,一个放弃规范性权柄的、历史-家系-教会所缔造的世袭神圣君主。他更容易塑造卡利斯马金身,不必依赖偶尔涌现的民粹政治,且不会滑向卡利斯马独裁——掌握规范性权柄的议会和官僚足够强大;现实治理事务交给后者也会更“理性”
从韦伯的角度审视这个结构,一个纯粹的技术官僚遭遇一个自认为天命在肩舍我其谁的半吊子野心家,其结果可想而知。此时最大的悲剧就是第三种人,那种真正在智识和权力两种技艺上同时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古大臣”风范之人的严重匮乏。当然韦伯在同样的情境中也难有什么作为,因为他自己本身的立足点也问题很大,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而接近诗的地方,就是它太像玄学了。
去年读的最应景学术书是《叫魂》,今年是这本再版书。当年韦伯的话:“现代有谁知道这个春天将怎么熬过去?首先是政治上,然后是财政上。一切都堕入了黑暗之中,如临深渊。最恼人的事情是这个“君主制”摊上了这个一个君主!(在柏林!)这些绅士理应免受伤害。但是还有什么办法?他们干下了一切丢人现眼的罪孽,让人爱莫能助。局面就是这么荒诞。”
蒙森写韦伯有家世渊源,也是个人研究使然,侧重于特定历史背景下韦伯的立场、行动与影响。诚如作者在第二版后记所言,自己并没有过多关心韦伯本人学术立场对其政治立场的影响,而两者本应是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对德国特定历史时期中特定政治观点的分析,而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恰是韦伯。
因为看了《奥本海默》,晚上想了很多,回家便又找到了这本书。大概有三四年没翻过了,试了试还是看不进,人也如此,激情和热情不比当年。 回家还是躺平,过得慢也过的快,又到了离开的时间。广州会是我的心灵归属嘛,暂时还感觉不到哎。有时候想想,要是当时留江苏,或者去了长沙,会不会现在过的大不一样。只是没有如果,唯一把握当下了,不管如何,只要自己保持初心,就永远不会错的
在《经济与社会》一章未竟稿中,马克斯·韦伯希望进一步研究一个问题。“每一次获胜的战争都会增进文化声望。……战争是否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则是另一个问题,一个不可能以‘价值无涉’的方式做出解答的问题。这当然不是显而易见的。(看看1871年以后的德国吧!)即使按照经验标准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具有明确德国特色的纯艺术和文学并没有在德国的政治中心得到发展。”在这些寥寥数语中,民族文化与民族权力理论的根本冲突再次浮出水面。尼采有个直言不讳的著名说法,“日耳曼精神的毁灭成全了德意志帝国”,韦伯同样也在探究大国政治的辩证性质,它可以提高一个民族的“文化声望”,但也可能给文化发展以致命打击。韦伯同样不免抱有威廉时代特有的民族观而悲剧性地高估了权力原则及其理想成就,而导致旧欧洲最终陷入大灾变的,就是这种过高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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