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把'造反'从道德评判里摘了出来。闽西民间传说中的包龙、包凤、黄通，被反复铺陈的不是'忠臣逆贼'的正邪之分，而是他们神力惊人、法术通天的超凡本事——民众津津乐道的，是能力本身，而非造反的政治正确与否。正是这种被'搁置'的造反观，为后来民众理解、接纳中共早期革命者，悄悄减轻了思想负担。作者由此追问：一场宏大的历史变革，究竟是如何通过民间想象、仪式与生计，一步步渗入乡村的？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革命如何发生'的标准答案、而想追问'民众凭什么是这样理解革命'的读者。它不提供结论，而是示范一种打量历史的方式。
作者简介
刘永华，麦吉尔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明清以降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著有Confucian Rituals and Chinese Villagers: Ritu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Southeastern Chinese Community, 1368-1949，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仪式文献研究》，翻译《法国史学革命》《马丁•盖尔归来》《文化贸易》等，并担任“历史–人类学译丛”执行主编。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融合历史人类学与新文化史理论
- 探讨闽西民间传说与革命动员关系
- 反思史学危机及社会范畴化方法
读者共识
- 文笔优美，视野开阔，启发性强
- 部分篇章被指学养深度有待商榷
- 是了解新史学思潮的优质入门读物
精彩摘录
- "近二十多年来，我在闽西做田野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听过不少相关的传说。比如，不少地方都流传关于“天子地”的传说（这类传说也流传于中国其他地方）。“天子地”指的是一种风水特别好的地方，这种地方是可以出天子的。这些传说讲述的是，某个地方风水特别好，蹦出一个未来的天子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此人最后没能登上皇位，被灭掉了。这类传说虽然总是以主角的失败告终，但是其中对皇位的表述是很耐人寻味的：皇位并非与天命和德行相关，而是与风水相关，可谓得好风水者得天下，换句话说，任何能窥探并利用风水奥秘的人，都有可能登上大位，君临天下。 在闽西一些口头传说中，还讲述了民众如何造反的故事。在闽西四堡做田野时，当地村民频频跟"
- "这些传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们似乎有意模糊了造反者的叛逆面向，同时把他们塑造成具备超凡能力的英雄人物。不能说这些传说在宣扬“造反有理”，但它们的确不去“抹黑”造反者，的确搁置对他们进行政治和道德的评判，不妨说，这为造反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我认为，这种造反观，为闽西民众对中共早期革命者的理解和接纳，为他们最初参与、投身革命事业，至少是减轻了“思想负担”，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识铺垫，为土地革命期间中共向乡村的渗透提供了一个相当基本的纽带。"
- "最后，还应考虑文化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夏蒂埃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是为了回应由包括费雷在内的法国史学家提出的“回归政治”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有两个缺陷：一是它忽视了个体行动者自身没有意识到的局限；二是它预设思想和话语是透明的、无须中介的，可以独立于“它们借以传播的形式”，也可以独立于“赋予它们多元、共生的意义的”实践。夏蒂埃的建议是，通过考察行使权力的形式的变化（新的社会构成即渊源于此），来理解不同个体和制度的结构，或是规范作品的生产和实践的组织的规则是如何变迁的。"
- "刘忠的文章谈到的几个信息值得注意。首先，文章提到了才溪民众生计与革命的关系。才溪昔日从事泥水匠的民众甚多，据说有三千多人。南昌起义部队经过上杭时，大户人家停止修建房屋，这三千多工匠宣告失业，他们成为才溪暴动的主力。其次，文章也描述了才溪暴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第二次暴动前，才溪区委指派刘忠打入土匪、红帮内部，策动他们举行暴动。暴动前一天晚上，参与暴动的土匪、红帮，聚集在才溪一座神庙庄背庙里，斩鸡头，喝鸡血，举行结拜兄弟的仪式，而刘忠利用与土匪头子的亲戚关系，通过结拜兄弟，打入暴动群体。次日，又在本地天后宫门口召集乡亲开会，动员大家闹革命。因此，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动员民众过程中，对传统人际关系、"
- "既然当前的史学危机来源于社会科学自身，首先必须对史学研究中借用的概念与方法进行分析，清算其中教条、僵化的成分，在新的概念体系与方法论中，为社会史、文化史等新史学的主要领域寻求出路。为了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与传统的文化社会史做法决裂。具体而言，这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不再在文化差异（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和社会范畴（富人与穷人）之间画等号。因为文化差异无法一一对应于社会范畴，研究者的起点不应是个某个社会范畴（阶层），而应从特定的文化形式或对象出发，进而考察它们流传和使用的社会圈子，这样才能顾及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误区，就是在为民间制作的文化与民间文化之"
- "为了在文化实践与社会范畴之间建立全新的关系，夏蒂埃建议引入“集体表象”概念，以此取代“心态”概念，并克服客观结构与主观表象之间的对立。集体表象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莫斯提出的，早年曾对费弗尔和布洛赫产生影响。简单来说，它指的是行动者的认知、分类与象征体系，它直接、间接地影响实践，而实践又是人们构建社会世界的基础。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集体表象与社会世界的联系。首先，从分类与社会范畴的观念（认知分类系统，表象的观念化形式）的角度，这是不同社会群体建构相互矛盾的现实的基础。其次，从实践（表象的实践）的角度，这包括意在赢得社会认同的实践，展示得体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实践，以及借助象征手段显示地位和等级的实"
- "“通过考察最终围绕社会结构本身的组织及其等级化（hierarchization）展开的表象的斗争，文化史本身摆脱了对单纯致力于经济冲突研究的社会史的过度教条的依赖。同时，通过将焦点集中于象征的策略，集中于它们如何决定立场与关系，如何为每一阶级、群体或是处境构建由认同构成的感知存在（perceived-being），它为社会本身也提供了新的视野”。也就是说，通过关注社会如何在表象的观念、象征与实践中被构建，社会不再是史学分析的当然的出发点，而是成为表象实践的结果，而文化成为不同社会阶级、群体构建认同的场域。结果，社会史与文化史已不再是两个独立领域，而是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不再是个凝固的社"
- "20世纪80年代晚期史学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科学的危机或是主流范式的更替，而是发端于实际研究视野本身的变化（当然，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科学主流范式的变化，削弱了年鉴派史学主流范式的基础），让过去二三十年史学研究的三个基本信条面临被抛弃的危险，它们分别是总体史、区域史与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其结果是，历史学家不得不寻求新的研究起点。放弃总体史方法，意味着历史学家在分析社会功能时，不应设定任何教条的实践或时间框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的等级，不应强调任何一种因素（技术的、经济的、人口的）的优先性。在分析社会时，这意味着从独特的切入点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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