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以社会学视角考察五四后文学青年的生存困境
- 探讨青年在室内建塔与室外实践间的历史分野
- 揭示新文学介入历史及作用于新青年的复杂机制
适合谁读
-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与高校师生
- 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命运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文学社会学及青年文化研究的学者
读前提醒
- 本书学术性强，建议结合相关历史背景阅读
- 注意理解“公寓”与“塔”的空间隐喻含义
- 可关注各章节间逻辑关联，把握整体问题意识
读者共识
- 代际视角切入精准，洞见文学青年的身心安顿
- 对沈从文等个案分析鞭辟入里，极具启发性
- 虽结构略显松散，但思辨精微，打破自明概念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作为五四之后兴起的一个新知识分子阶层，扮演着“负有指导之责任者”角色，而上述角色之所以能成立，其实都与他们占据的位置，垄断的资源，以及掌握的学术能力相关。扩展来看，由“专家阶层”崛起导致的权威结构，本身就是“启蒙”的一个内在结果。 在“实验哲学的时代”，当教授、学者、编辑、名流们，责难“不读书”“乱发表”，指点“必读”或“最低限度”的书目，劝告青年走上学术、文艺的正途之时，他们无疑希望新兴的文化运动不至于自我空洞化、浮泛化，落实为一种“常态”的现代知识、文化建制，但“常态”背后的权力关系，或许也会被一次次标示、确认。这不仅涉及文化参与机会的垄断，更为关键的是，当“常态”方案被固化为种种无形的控"
- "在现代文学史上，像周作人这样转向传统文学样式的例子，当然不胜举，有关20世纪旧体诗写作的评价与定位，也是文学史上一个充满争议的课题。但具体到周作人的个案，在新与旧的对话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他诗歌写作内在的延续性。《小河》与1940年代《中国的思想问题》之间的关联，虽然并一定如他所说的那样紧密，但在沦陷时期的北京，周作人的确在寻找一种更具有弹性、也更为曲折隐微的表达方式，以容纳“忧惧的分子”，容纳那些“不能做成好诗”或“新诗人所大底不屑为”的历史感兴，他将自己的诗当作“文章”来看，也是在有意表露这种想法。与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提法不同，在周作人这里，“文章”指向的不只是形式、句法的散文化，更多地"
- "“大文学史”的构想的提出与实施，表明原有学科规范的打破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逐渐从一门审美性的历史学科，转变为一门综合性的历史文化学科。在这一新的学科框架下，无论开疆扩土，还是精耕细作，后来的研究者都显然可以大有作为。然而，在满足学科自身展开和知识积累的需要之外，要想保持某种研究中的内在紧张感，保持一种对历史认识再问题化的能力和意愿，怎么理解“返回”“打通”一类方法，可能十分关键。如果“现场”仅仅指向某种抽象、静态的历史客观，“返回”只是为了释放丰富性和差异性，为既定的文学史图像增添更多的细节或“花边”，那么研究的历史性可能恰恰会被暗中抹擦。能否回到一种动态的具体情境中，而非从后设的认识出"
- "依照文学研究会的宣言，文学作为一种工作，在于人生切要的同时，也能为以此为业的作者，提供一种身心安顿之感。与“种植”“菜园”一类相关的劳动想象，就体现了生存意义、个体创造与社会价值的浑然贯通。然而，当生机盎然的“菜园”被封闭的“室内”替代，这恰好说明文学“志业”可能的异变。在一个由现代教育、新潮读物、大小社团构成的文化“场域”中，文学“志业”不仅仍会沦为一种“生计”，由于缺乏有效的历史参与，“室内的作者”也有可能幽闭于文学消费与再生产的循环中，如置身“黑暗的涧谷”。在这个意义上，《幸福的家庭》提出的潜在问题，即与“幸福的写作”相区别的“硬写”困境，便不简单表达了写作的一般性焦虑，或仅仅质询了“幸"
- "在青年群体中，鲁迅实际发挥了“导师”的作用，但又拒绝扮演“导师”的角色，在这种反差中，一种独特的召唤策略得以显露。如果说，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知识精英们，希望通过“指导”或“教训”，使青年踱入“正路”，也进一步强化某种“常态”的现代文化体制，那么，鲁迅所拒绝的正是“导师”背后的所谓“正路”“捷径”，拒绝那些现成的、无需反思的“常态”方案，他更关注“青年”一这个尚未被知识、权力异化的群体的精神可能性。从这种立场出发，他暗中扭转了“导师”与“青年”之间指导与被指导、教训与被教训的权威结构，将纵向的“指导”变成一种共同担当的意识、一种指向未来战斗的联合。"
- "然而，反威的努力能否形成史的可能性，要取决于社会革命与思想革命的真实意酒。在“天演公例”的视野里，如果缺失了具体的思想、实践维度，“穷人”与“阔人”、老人与“青年”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确构成了一种“没有了局”又相当“乏味”的循环。纵使一代“穷青年们”，有幸“赶上了一次热闹”，但此类“思想革命”之再起，与其说体现了对启蒙之权威结构的颠覆意识，毋宁说是在某种“隐隐然不可动摇”之结构中，意图颠覆的同时，又在暗中进一步复制，使涌动于群体内部的变革能量，消耗于社会达尔主主义的虚无循环中。显然，这不是精神“圈套”之打破，恰恰仍是“老法子”之重来、“旧鬼”之重来。"
- "对新潮书刊的阅读，不只是让沈从文开始为“如何做人”“怎么爱国”这样一些问题而激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时空关系，激励“我”在一种普遍的文化关联中，重新安排自己的“身份”。依照吉登斯的说法，这种效果恰恰是现代性认同产生的前提，即通过一种“内在性参照”机制，将个体从“当地性”中抽离出来，完成一种自我定位。换言之，客观环境的“衡量”是与自我的“重新安排”联系在一起。虽然，沈从文后来一直以“乡下人”自居，湘西世界也成为他想象力和道德优勢的来源，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借助报刊建立起来的生活想象，已撕裂了他和那个充满暴力和无常世界的关联，使他卷入了另一个社会网络之中。所谓做一个“公民”，"
作者简介
姜涛，1970年生，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第三届“王瑶学术奖”优秀青年著作奖，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代表作品：《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图本徐志摩传》，编著《20世纪中国新诗总系》（第一卷）、《北大文学讲堂》，译著《现实主义的限制》等，个人诗集《好消息》《鸟经》。
目录
用户评论
自从读完后，就成了姜老师的粉丝，很喜欢他对于1920年代中国革命青年的描述。
“公寓里的塔”，重点在“塔”，从封闭的室内空间自建的救拔之塔，冲破屋檐而向外环视，却是居内的；“巴枯宁的手”，重点在“手”，从历史虚无主义之中伸出的自救之手，抓着的却只是空气。无论是“塔”是“手”，皆处内外居间的位置，实质上是自返过程的起点。向内并非完全安全，向外则全然危险，因此有“塔”有“手”，个中困境，很难理得清楚，终于想象性得以解决。姜涛师之理路，概约如此。
“现实的动荡 产业的落后以及新兴文化生活的内在区隔 又时刻阻断了可能性的实现 大量被发现的 可以自由流动的个人 实际上并不能被社会有效吸纳 而要饱尝失学 苦学 失业之苦 无法自我安顿 成为被现代教育生产出来的零余者”“新文学创作 批评及翻译所提供的一整套表述模式 一整套与世界的关联模式 又反过来不断催生了感伤个人的形成 诸多苦闷焦灼又卓尔不群的文学形象 由此泛滥于1920年初代的文学生活中”
对姜涛非常期待，序言好，然后比较失望。可能我需要以后也转向写这类，才能符合本雅明所谓的“对书的不满意，才使我们写一本书”？那以我手头可考虑的，工作量也太疯狂。
绵密粘稠
佳作
只看了导论和第一，四，五章。在书里最感兴趣的就是“文学青年”形象，以及与之关系甚密的则是“文化消费”，因为读的过程中感觉当代文学也是类似。一群人最初抱着对文学的热爱从事写作，但“志业”和“生计”终究难以平衡，许多人为了活着不得不沦为文化消费群体—读者的反应机器，于是产生一大批同质化作品，相伴而生抄袭现象。另外这群人大多“闭门造车”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纯粹靠想象，以及时刻悬在头顶的生活压力逼迫的情感，不自觉会造成写作题材的狭小和悬浮。而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也渐渐感受到写作的违心和痛苦，于是产生了创作的“异化”，而彭德怀最终弃文从政，丁玲以更崇高的理想推动自己进行写作，沈从文成为职业写作家。三个人探索出的三种不同道路，好像也为我们如今身处文化消费漩涡挣扎的人们一条道路指引……
说实话，我有点看不出门道。对现代文学不熟悉，所以不知道他的观点的背景。
历史深描，别有怀抱。
下载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