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中国 (1550-1900) - [美] 艾尔曼](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300219509.jpg)
《科学在中国 (1550-19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1550至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 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失败的，而在欧洲、日本是成功的。为了剥离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明、清中国科学失败论的外壳，艾尔曼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考察了与中国科学以及中国人科学思维相关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现代科学的努力。
本杰明·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1946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8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教授（1986—2001）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双聘教授（2002-）。主要从事中国文明史、清史和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史（1000-1900）、中国科学史（1600—1930）、帝制晚期中国教育史以及中日文化史（1600-1850）。著作主要有《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1984）、《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0）和《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2000）。
- 本书挑战了明清中国科学停滞的传统叙事，论证中国学者并非被动接受西方知识，而是在既有文化框架下主动进行选择性吸收与本土化重构，揭示了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的自主性与复杂性。
- 深入剖析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在科学知识传播中的不同角色与局限，指出传教士出于宗教目的对科学内容进行筛选与过滤，导致中国未能及时接触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的核心成果，如牛顿力学等。
- 详细梳理从晚明经世致用到清代考据学，再到晚清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本土学术传统与西方科学知识互动的历史脉络，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格物致知传统下对自然研究的持续兴趣与努力。
- 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科学史及明清社会变迁感兴趣的历史学者与研究者，本书提供了大量一手史料与独特视角，有助于纠正以往研究中以欧洲为中心的偏见，深化对非西方科学传统发展的理解。
- 关注中国近代化历程、科技政策演变及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读者，书中关于本土知识体系如何回应外部冲击的论述，为理解当代中国科技发展与文化认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与反思素材。
- 希望突破‘李约瑟难题’式简单二元对立思维，寻求更复杂、更客观历史解释的普通读者，本书通过详尽的史料考证，展示了历史进程中多方力量的博弈与妥协，有助于培养批判性历史思维。
- 本书学术性强，结构庞大且章节细分，阅读门槛较高，建议读者先通读导言以把握作者核心论点与论证逻辑，再根据兴趣选择性阅读相关章节，避免陷入繁琐的史料细节而迷失主线。
- 书中涉及大量中西科技史专有名词、传教士译名及古籍文献，部分译名可能存在不规范或难以查证之处，建议读者结合其他权威科技史著作对照阅读，并注意甄别作者观点中可能存在的争议性论述。
- 作者观点旨在翻案，部分结论可能引发争议，读者应保持独立思考，注意区分历史事实陈述与作者的主观解读，尤其对于涉及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等敏感历史评价，需结合多方史料进行综合判断。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在打破‘中国科学失败论’刻板印象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认为其提供了大量被忽视的历史细节，展现了中国学者在明清时期对西方科学知识的积极接触与本土化尝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多数读者指出本书翻译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章节译文晦涩难懂，存在译名错误或不准确现象，且行文逻辑混乱、结构过于琐碎，严重影响阅读体验，建议有条件者阅读英文原版或等待修订版。
- 部分读者对作者关于甲午战争失败原因及太平天国影响的论述提出质疑，认为其历史解释存在偏差，但整体仍肯定其文献功底与宏观视野，认为该书为理解中国科技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另类视角与基础资料。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汤若望的目标似乎在于降低公众对藏传佛教的尊崇以推行基督教。在达赖喇嘛到来前，汤若望递交了一份有关太阳黑子出现的奏折，称这些黑子的出现意在警告朝廷，达赖喇嘛遮蔽了皇帝的光辉。汤若望与朝中同样对达赖来访态度有所保留的文人结成联盟。（腹黑的汤若望）"
- "马戛尔尼曾指出，在华耶稣会士从第一代领袖，如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人到他自己的时代，在科学理解上一代不如一代：“事实真相的确是，现在的传教士们对于代数，或者流数所知甚少，只是粗通其他一些科学支脉。” 当徐寿通过合信的《博物新编》（1851）第一次在思想上接触现代科学时，他意识到欧洲已经远远超越了耶稣会的自然研究。然而，他的中国的18世纪前辈们却对耶稣会被解散后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还在满足于将耶稣会士介绍的西学中国化，看到的只是这些西学与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宋、元数学发明的相似之处。"
- "Looked at from the angle of the cultural hierarchy then in place, which parallel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hierarchies, we see that natural studies were justified by Suzhou and Yangzhou literati as the proper concern of the scholar-official precisely because they could be included within the orth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