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夏曾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学者、诗人、政论家和思想家。他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其思想和主张对晚清思想、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曾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详后）。他所撰写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即《中国古代史》）一书，严复在当时即称之为“旷世之作”，此后曾经多次再版，对后世史家钱穆、顾颉刚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详后）。夏曾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贡献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报刊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生平简介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父夏鸾翔（1823－1864），字紫笙，是晚清著名数学家，对中西数学均有研究，著有《少广缒凿》、《洞方术图解》等算学书，与李善兰、戴煦并称为杭州算学三大家。夏曾佑出身望族，但年幼失怙。少时聪敏好学，泛览群书，曾入杭州敷文书院、紫阳书院等处学习。又曾随伯父夏凤翔游历上海、广州等地，目睹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1888年（光绪十四年），夏曾佑参加戊子科浙江乡试，中式第二十八名。1890年（光绪十六年）赴京参加会试，获会元，殿试二甲第八十七名，赐进士出身。次年游历广东、香港、武昌等地，并结识陈三立、杨锐和钟天纬。1892年（光绪十八年）返京，授礼部主事。是年在京初识梁启超，后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交往频繁。甲午战争爆发后，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底离京南下返杭州。不久，赴武昌，与表兄汪康年、朋友叶翰一起在武昌两湖书院、自强书院任教职，期间结识黄遵宪、吴铁桥等维新人士。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夏曾佑再度入京，任职礼部，后至密云任教职。是年结识谭嗣同、严复。次年年初，夏氏至天津，在育才馆任教职，期间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并任主编。在其主持下，《国闻报》刊载严复译著，宣传西方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思想，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夏氏初为避祸南归，后又入京候选。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夏曾佑被选授为安徽祁门知县，冬赴安徽任职。三年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卸任，特旨以直隶州知州遇缺即补。卸任后，夏氏寓居上海，旋丁母忧，守制不仕。1903年至1905年居上海期间，夏氏任《中外日报》主笔，并致力于编撰《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夏氏随清政府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归国后编撰《宪政初纲》，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呼吁清政府订立宪法，实行宪政。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夏氏再赴安庆，充安徽省提学使司学务公所图书课长，旋任安徽直隶州广德知州、泗州知州，后任学部二等谘议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京师图书馆馆长等职。1924年病逝于北京。 二、“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1924年4月，夏曾佑逝世之后，当时的学界领袖梁启超得到消息，心情沉痛地撰写了《亡友夏穗卿先生》，同时发表于在当时享有盛誉的《晨报副镌》和《东方杂志》。在这篇哀悼文中，梁启超说： 近十年来，社会上早忘却有夏穗卿其人了。……但是，若读过十八九年前的《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的人，当知其中有署名“别士”的文章，读起来令人很感觉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别士”是谁，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亡友夏穗卿先生》，《晨报副镌》1924年4月29日） 而在四年前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回顾、总结他青年时期的思想演变时，就曾指出： 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梁启超如此高度评价夏曾佑，并非偶然。事实上，早在戊戌维新运动发生之前，夏氏即被他同时代的维新人士王修植、钟天纬、康有为等称赞为“梨洲嫡派”、“定盦化身”，是当世的黄宗羲与龚自珍。 宋恕：《致夏穗卿书》，胡珠生编：《宋恕集》，5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宋恕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亦极力推崇夏曾佑： 穗公聪通，拔俗寻丈，定盦之后，几见斯人？ 宋恕：《致姚颐仲书》，《宋恕集》，551页。 进入民国以后，蔡元培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以很多篇幅介绍夏曾佑的思想，并给予极高评价。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5卷，124~13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钱玄同在为刘师培遗书撰写的序言中，列举了此前五十年“中国学术革新时代”的代表人物十二人，夏曾佑为其中之一。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319~3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众多学者、名家推崇夏曾佑，由此可见夏氏之思想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地位之重要。在此，略举戊戌维新前后夏氏的“排荀”主张数端，以见其思想之特色。 近代中国的落后，西方列强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迫使中国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一部分思想敏感的仁人志士寻求新的救亡之路，他们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以及先进制度的同时，不得不思考造成中国近代政治黑暗、思想闭塞和社会落后的原因。在这些仁人志士中，康有为疑是戊戌维新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于1891年发表的《新学伪经考》，提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祸首是西汉末的古文经学派的领袖刘歆。康有为的这一激烈观点，冲击了人们长期信奉的正统观念，引起了保守官僚及部分士大夫的反对。事实上，康有为的这一观点，在学术上非常武断，因此即使在维新派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针对康有为的观点，在南方很有影响的维新派学者宋恕就提出，“长夜神州之狱”应归于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颐（及程颢）。而夏曾佑则对康有为和宋恕的观点都不赞成。相反，夏氏提出，“长夜神州之狱，归重兰陵” 宋恕：《致夏穗卿书》，《宋恕集》，526页。，认为中国落后的祸首在于曾经做过楚国兰陵令的荀况，而并非刘歆或其他人。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夏曾佑在答宋恕函中，最早表达了这一见解。他说：“孔子之教”在流传中，“诸弟子有全闻者，有半闻者。全闻者知君主之后，即必有君民并主与民主，故道性善，而言必称尧舜。其不全闻者，不知后二，但知初一，故言性恶而法后王”。“盖教门之宗子，所学者为帝王之学，而其他为辅也。而荀卿乃此中之一支。”夏氏认为，由于荀卿的弟子李斯相秦，“大行其学，焚坑之烈，绝灭正传，以吏为师，大传家法”。因此，叔孙通、董仲舒都是荀子之徒，西汉十四博士多半出于荀学。“盖中国之各教尽亡，惟存儒教，儒教之大宗亦亡，惟存谬种，已二千年于此矣。”论是康有为提出的刘歆的经古文学，或是宋恕提出的北宋二程等的性理学说，“皆贼中之贼，非其渠魁”，而韩愈“不过晚近一辞章之徒”，“其己心亦不自以为一定，俳优而已”。在夏氏看来，导致中国“晦蒙否塞，长夜不旸，万事凌夷，遂有今日”的根本原因，在于“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所以，康、宋二人的见解，“譬犹加穿窬之盗以篡窃之名”，没有击中要害。 以上引文均见夏曾佑《致宋恕书》。本文所引夏氏言论，均已收入本书，故只注篇名，其他出处从略。 如果说这是夏氏在与友人私信中所展现的“思想火花”，那么，在1898年发表的《论近代政教之原》一文中，夏曾佑公开宣称：世人信仰和尊奉的孔子之道、圣人之道，并非真正的孔子之道，而是经过后世帝王改造的为其统治服务的“秦人之教宗”。他指出： 惟我神（洲）〔州〕，建国最早，文、周、孔、孟之圣，《易象》、《春秋》之经，其法繁备，其道变化，率而循之，万世弊可也，与埃及等邦之古教，一成而不变者不同也。然则何为而成此一成不变之俗哉？曰祸始于秦而已。今日之政法，秦人之政法，非先王之政法也；今日之学术，秦人之学术，非先王之学术也；今日之教宗，秦人之教宗，非先王之教宗也。 秦人创业垂统几三千年，至今日而始觉其不可用，岂偶然哉？盖必有微言眇旨以运乎其间矣。……祖龙与韩非、李斯，相契若是之深也，是以秦人一代之政，即荀子一家之学，千条万派，蔽以一言，不过曰“法后王”与“性恶”而已。惟法后王，故首保君权。古之治天下也，以民为本位，故井田、学校、封建，均从宗法而积之；今之治天下也，以君为本位，故财赋、兵刑、建置，均从天子以推之。惟人之性恶，故猜防御下。古之人知天下之可为君子，故衣裳钟鼓之化，达乎上下；今之世料天下之必为小人，故凡食货、选举、职官一切诸政，非以求进化也，防流弊也；非以待驯良也，御盗贼也；非以礼士夫也，蓄奴隶也。（《论近代政教之原》） 尽管对于中国社会长期信奉的圣人——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夏氏尚不敢直接予以批判，但他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政教的起源尤其是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的演变，揭示了世人所尊奉的圣人之道已被荀子、李斯、秦始皇所污染和败坏，而由秦始皇开创并为后世中国古代君王所继承的“阳儒阴法”的“政教”，是造成中国社会黑暗落后的主要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在当时乃石破天惊之语，具有极大的冲击力。 稍后，在《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一文中，夏曾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孔子之道在后世分为孟、荀二派，但孟学传，荀学则大行其道：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孟子论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礼》，此其大端矣。若其小节，更仆难终。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疑。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夏曾佑批判荀子，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从荀子学说本身出发去理解荀子，而是从他自己的政治观念、政治立场出发，即从反对既存“政教”的政治需要出发，借批判“荀学”而批判当时人们所崇奉和信仰的“政教”。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变法，要求改革现存的旧“政教”，重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政教”。因此，他的结论是： 夫以秦法为因，而遇欧洲诸国重民权兴格致之缘，于是而成种亡教亡之果。昔人有言：圣人之道，与时消息，生今反古，灾及其身。事至今日，使其道真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传，犹当斟酌损益，与时偕行，而况所守者，乃秦人之法哉！（《论近代政教之原》） 在前揭纪念夏氏文中，梁启超说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和夏曾佑、谭嗣同等共同发起“排荀运动”：“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亡友夏穗卿先生》）并说“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9页。。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近代，首倡“排荀”主张的学者正是夏曾佑。他不愧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夏曾佑的“排荀”主张，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正面的例子是谭嗣同。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 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3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这些话，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而这一说法的来源疑是夏曾佑。 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收入《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通过谭嗣同的文章，辛亥、五四一代的学子多受到夏、谭“排荀”主张的影响，如李大钊即在《民彝与政治》、《乡愿与大盗》等文中多次阐述了这一观点。反面的例子是章太炎，他在戊戌维新前后撰写了《尊荀》一文，并列于《訄书》的首篇，展开与“排荀”主张者的对话和辩难，显然，此乃夏曾佑主张引起的反弹。 参阅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又拙作《戊戌时期章太炎尊荀思想及其中西学术渊源》，收入《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 三、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拓者 如果说夏曾佑关于荀学与秦政之关系的深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