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金岳霖卷

导言 “实在”和“完美”的信念 ——金岳霖的“实在主义”和“新玄学” 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完美性，他就是金岳霖(1895—1984)。 金岳霖的哲学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一方面它是高度理化性的实在主义，另一方面它又是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这两者在他严密的体系化哲学殿堂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殿堂是以类似于剥葱的逻辑和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外观富丽堂皇，本身就是西方哲学影响中国哲学的产物，或者用新的方法建设中国新哲学的结果。 金岳霖在《知识论》中说，如果有谁一定要在他的知识论上安装上一个什么主义，似乎“只能”被称为“实在主义”。金岳霖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同样是以“实在”为逻辑世界和形上世界的根本。在东西方哲学中，我们遇到过不同的实在主义，有古希腊柏拉图的实在主义，有现代欧美的新实在主义，还有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不同实在论。金岳霖的哲学是属于哪一种实在主义呢？大致上更接近于西方现代的新实在主义。金岳霖坚持认为，逻辑、知识和形而上的对象都是实在的，只是逻辑的对象是穷尽了所有可能的形式(“式”)，知识的对象是共相的理，形而上的对象同时包含着前两者，还要再加上构成所有事物基质的材料(“能”)。金岳霖同新实在主义的最大不同点，是他在世界范围内反叛形而上学的大趋势之中，逆势建立了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或“新玄学”体系 金岳霖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小文中，就提出了他对“玄学”的立场。他区分了“旧玄学”与“新玄学”。参见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1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并在这一体系中塑造了一种终极性的价值和信念。 他的哲学殿堂内部色彩鲜明，是一种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的哲学。他的逻辑学以“本来的逻辑”为目标，以“必然的得出”为旨趣；他的知识论穷追知识的客观性基础，相信“真命题”没有程度；在形上理想上，他渴望“至真”“至善”和“至美”，还增添了一个“至如”。在现代中国哲学家中，没有哪一位哲学家在这一方面可同他相比，相比于西方任何一种体系化的哲学来说，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细和精致的。 一、倾心“万人敌”：从“商业”到“政治” 有人可能会问，金岳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套哲学，难道他天生就是一位这样的哲学家？有人断言，哲学就是哲学家性格的产物。“温厚热情，有一副给人好感的气质，几乎普遍为人所爱戴”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3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的詹姆士(William James)就说：“哲学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人类几种气质冲突的历史。” ［美］詹姆士：《实用主义》，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把形而上学看成对莫须有者的“表达”而不是实证意义的“表述”的卡尔纳普，也从这方面看待热衷于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可以是表达一种和谐的与平静的生活方式，二元论的体系可以是表达一个把生活看作是永恒的斗争的人的情绪状态；严肃主义的伦理学可以是表达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或者表达一种严厉的统治欲。实在主义常常是心理学家称之为外向的那种性格类型的征象，它是以容易与人和物发生联系为其特征的；唯心主义是一种对立的所谓内向的性格类型的征象，这种性格倾向于从不友好的世界退却而生活在它自己的思想和幻想之中。”转引自［美］M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2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照此说来，哲学家的血液里流动的就是他们彼此对立的先天“意识”。谈到熊十力的哲学，金岳霖曾经有一个评论，“他的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 张岱年：《忆金岳霖先生》，见《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金岳霖的哲学“背后”是不是也有他这个人？是的。他曾这样说：“各思想家有‘选择’的余地，所谓‘选择’者，是说各个人既有他的性情，在他的环境之下，大约就有某种思想。”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2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这也是金岳霖对他的哲学的一种自我解释。 说到金岳霖的哲学之路，我们要从他的经历说起，先说他小时候的家庭。这个家庭的主人是一位十足的洋务派官僚。金岳霖祖籍今浙江省诸暨市。诸暨始设县于秦，隶属于会稽郡。金岳霖的祖父是金春生，父亲是金聘之，母亲是唐淑贤（湖南衡阳人），称颂家庭主妇的“贤惠善良，持家有方”的美德她都有。金岳霖的父亲是盛宣怀的部下，大概是三品知府的级别。在晚清风气的影响下，金聘之热心洋务，曾担任过湖南省铁路总办，也担任过黑龙江省漠河金矿总办。金聘之一共有九个孩子，七个男孩，两个女孩，金岳霖排行第七。金聘之对他的孩子们的期望，是科举功名再加上技术和实业，实际上他也是这样要求的，但结果似乎不那么成功，尤其是就金岳霖而言。 金岳霖出生于湖南长沙，生年是甲午风云的1895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初七日)。据说，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骑马回家，在路上遇到了一条蛇，于是就给他最小的儿子起名“龙荪”。“岳霖”是哲学家的号。金岳霖一生的大半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这期间的前一阶段他是被别人教育的，后一阶段他是教育别人的。他的博士论文《TH格林的政治学说》后面附的个人简历说：“这部专著的作者生于中国湖南。赴美前他曾就师于明德学校、雅礼学校和清华预备学堂。1917年他毕业于宾州大学，并于次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为《州长的财政权》。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从师于邓宁、鲁宾逊(Robinson)等教授。” 《金岳霖学术论文选》，1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在学习经历中，1901年，7岁的金岳霖，开始在长沙明德学校读小学。这是胡子靖私人出资开办的一所学校。从13岁开始，他进入长沙雅礼学校读中学。这是教会办的很有派头的一所学校。据称，他从小记忆力就强，晚上做梦背“四书”，他姑姑拿书对照，发现他背得一字不差。1911年夏，他报考了清华学堂的高等科，他说他靠英语上的才气和数学、国文上的运气(前者题太难大家都不会，后者碰到了自己熟悉的)，得以顺利过关。清华学堂原是“游美学务处”附设的“肄业馆”，是清政府1909年使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设立的。1911年2月它被改为清华学堂，学堂分中等、高等两科，学制八年，各为四年。这是一所位于中国的美国式学校，连罗素参观后都感叹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学生们未出“洋”先已“洋化”了。 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2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14年，金岳霖结束了清华学堂的学习生活到美国留学。在专业课选择上，他特意征求他五哥的意见。他五哥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建议他选择簿计学。他接受了这一建议，就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商业。这里有世界上最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它创立于1881年，是美国第一个大学商学院。3年后，金岳霖在这里获得了商学学士学位，但这又是他告别商学的开始，原因是他对商学没有产生兴趣。注重实用的当今中国人，更可以说他不懂得现实。可他不如此想，他给他五哥写信时这样说：“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 金鼎汉：《缅怀我的叔父金岳霖教授》，见《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36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这是金岳霖从务实走向务虚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他从注重实践智慧的政治学最后走到了坐而论道的哲学和逻辑学。 为了学“万人敌”，他选择了政治学，并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他的硕士论文是《州长的财政权》。在哥伦比亚大学，邓宁的政治学说史课程把他带入到了政治思想史中，这离哲学只有一步之遥。他对格林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兴趣。在格林的政治思想中，他遇到了休谟，也遇到了形而上学。格林触发了他理智上的灵性，他回忆说：“我最初发生哲学上的兴趣是在民国八年底夏天。那时候我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我在政治思想史底课程中碰着了THGreen。我记得我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就是在那个时候，而在一两年之内，如果我能够说有点子思想的话，我底思想似乎是徘徊于所谓‘唯心论’底道旁。” 金岳霖：《论道?绪论》，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920年，他以《TH格林的政治学说》为博士论文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但这又是他逐渐同政治学分手的开始。 二、从“政治”到“哲学” 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后，金岳霖先是到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做短期授课，然后回国为母亲奔丧。1921年底，他赴英国游学，追随瓦拉斯(Graham Wallas)和巴克(Earnest Barker)。这两位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当时金岳霖正在哥大念书，金岳霖说瓦拉斯这个人非常可亲 参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54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这是他在英国“以师相待”的人。但在这里，他的政治学习经历很短暂，因为他很快迷上了哲学。他告别了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告别了瓦拉斯，也告别了之前他在哥大步入的政治思想史，将自己的兴趣转到了哲学上，一生钟情于此，痴迷于此。 金岳霖回忆说，他开始接触哲学时，有两部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一部是休谟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这是他在研究格林的政治学说时就接触到的。他精心阅读这部书，这部书“给他以洋洋大观的味道” 金岳霖：《论道?绪论》，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休谟是欧洲近代哲学中的著名怀疑论者。在欧洲，他提出的怀疑惊醒了独断论者，惊醒了康德，现在又触动了东方学人金岳霖。金岳霖还专门提到，他没有把“休谟”的英文名字念错，他是故意这样念，“休谟”两字的用意是“把所有的‘谟’都怀疑掉了”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57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金岳霖只接受休谟怀疑的问题，不接受他对问题的结论。金岳霖称，休谟的问题在理智上折磨他好长时间，让他苦恼甚至痛苦。 金岳霖的知识论整体上可以说是为了回答“休谟问题”而建立起来的。至于金岳霖如何回答的“休谟问题”，同他读的另一本书有关，就是罗素1903年出版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这本书给金岳霖的影响主要是方法上的——即“分析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金岳霖说：“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 金岳霖：《论道?绪论》，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金岳霖在哲学上突出逻辑分析这一方法论特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他解决哲学问题的利器。 有了这一利器，他还需要更根本的哲学信念，这是决定他一生哲学的实质上的部分。在这一方面，他走上了剑桥的哲学之路，而不是牛津之路，他倾心于罗素和穆尔的“实在论”，怨悔，就像他的爱情那样。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以后，金岳霖依然说：“在宇宙观方面(也可以说世界观，不过不局限于人的社会而已)，我仍然是实在主义者。”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68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金又回忆说：“我的实在主义是从早期的罗素、穆尔那里来的。这两位先生都在维特根斯特的影响下变成了马赫主义者。穆尔没有著书立说，但是他上维特根斯坦的课，曾同我一道听讲。看来他们都放弃了实在主义。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实在主义和实在主义者，我不知道。”（同上书，68页）在英国游学期间，金岳霖还同穆尔一起听过维特根斯坦的课。他说他从奥人维特根斯坦和英人袁梦西(Frank PRamsey)那里知道，他景仰的数学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逻辑与此类似，是因为“逻辑命题是穷尽了所有可能的必然命题”。这成为金岳霖逻辑学上的一个出发点。当然，他受到的影响不止这些，但这些东西具有根本性。 1925年底，金岳霖从欧洲回国。1926年，他任中国大学教授，讲授英文和英国史。同年，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和从事哲学研究，创建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抗战时期，他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复员北归，金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