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所呈现的是有关1949—1994年间中国城市社会分层过程的系统研究。根据中国20个城市的居民样本的生活史,本书讨论了两个主题:(1)在国家社会主义下,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社会分层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国家及国家政策在教育获得、劳动就业、组织中的晋升、明显的和潜在的经济利益分布等领域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2)对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的起源和程度的评估。作者在诠释国家社会主义中国45年历史的变化和持续性时,融合了社会学分析和对于历史背景的感受。迄今为止,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最全面和最严谨的研究。
AI导读
核心看点
- 系统研究1949至1994年中国城市社会分层过程
- 揭示国家政策对个人教育、就业及晋升的深远影响
- 融合宏观制度分析与微观个体生命历程的严谨实证
适合谁读
- 社会学、政治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与研究人员
- 对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及阶层流动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了解量化研究方法与历史背景结合的学者
读前提醒
- 本书包含大量统计模型与数据,阅读需一定耐心
- 建议结合历史背景理解再分配体制下的生活机遇
- 部分结论可能符合直觉,重点在于其论证逻辑
读者共识
- 研究方法严谨工整,是大型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 数据冰冷但背后是真实个体的命运,令人深思
- 部分读者认为结论略显平淡,但学术价值极高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然而,社会出身对返城可能性的影响是显著的。随着后几年政治浪潮逐渐退去,在帮助子女返城从而减少国家政策的负面影响这一方面,高级干部确实具有一定优势。这种能早些返城的机会是极为宝贵的,正如这里的结果所显示,与那些在农村停留更久的人相比,下乡时间较短的人在经历随后的生命历程事件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些发现提醒我们,即使是在一个高度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当国家高压政策力度减弱时,现存的社会分层结构和过程仍会继续在国家政策和个人生活机遇之间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 "资源再分配制度却很可能得以保留,甚至在当今社会有所增长。在工业化市场社会中,福利国家的兴起也增强了政治权力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作用(Esping-Andersen 1990;Gottschalk,Gustafsson,and Palmer 1997;Mayerand Muller 1986)。即使在传统上国家作用一向较弱的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也既是实质性的又是广泛的。例如,迪普雷特和格鲁斯基(DiPrete andGrusky1990)发现,美国政府的社会政策在机会平等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他们所指出的(p。l09):“在发达的工业化系统史,最重要的襖文的力量’可能是国家自身所实施的政策与"
- "在微观、个体层面系统资料特别是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资料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空白。当我们在1993一1994年收集城市居民,生命历程信息时,将被访人年龄限定在18岁至65岁。那些高端年龄区的得到被访人恰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进入劳动力市场,到收集资料的1993一1994年,他们的生活已经历经了40多年。世界风云际会,人生沉浮中国跌宕,他们的生活经历记录了中国社会分层的微观过程。今天,随着代际兴起更替和生命逝去,这些保存在个体层次的生命历程资料和它们所反映的历战长史变动过程再也难以寻觅。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完整的生命史资料,为认识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分层过程的历史演变"
- "我们在关于分层动态过程的讨论中提出的另一个议题是官僚阶级在保障子女优先获取教育机会中的作用。东欧和苏联的比较研究已经揭示出政治精英如何采用社会政策来改变不同社会群体的教育机会,特别是他们如何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我们有关中国城市的发现表明,由家庭阶级背景测量的社会出身与教育升学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但它也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而变化。一方面,相对其他社会群体,中国的官僚阶级在子女入学上具有优势,中间阶级或“剥削阶级”家庭背景的个人容易受到歧视性国家政策的伤害。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权有时也会受国家政策的限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父亲的高级干部地位对子女升入大学的发生比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大学层次"
-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为一个农民主要是由于“上山下乡”政策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有关教育对个人生活机遇影响不一致的最显著的证据。与小学教育水平或没有受过教育这一参照类别相比,每个教育水平都具有显著较高的成为农民的风险率。“上山下乡”政策尤其影响了上过高中和大学的青年的生活机遇。在激进的国家政策下,一些大学生在其毕业前就被送到农村,这也许是导致这一群体在这两个时期具有显著较高的风险率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时期,与低教育家庭的子女相比,父亲受过大学教育的高教育水平家庭的子女被送到农村的风险率更大。除此之外,在不同社会出身之间并没有任何可辨识的统计差异。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的子女拥有相似的命运"
- "在下乡知青的生命历程中,“上山下乡”过程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经历,对许多人来讲,这段经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中国,城乡之间生活环境存在着巨大差别。大多数城市青年在下乡之前从未在农村生活过。他们被送到指定的远离生长城市的农村地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每三年才能得到允许回家探亲几周。他们还不得不忍受严酷的农田体力劳动,经常是一周工作7天,每天超过12小时(Jiang,Li and Shi 1996;Yang 1992;Yu and Wang 1993)。大多数下乡青年在农村地区都生活和劳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我们的样本中,下乡青年在农村的经历平均为6年,其中有19%的人待在农村超过10年,39%的为5年"
- "那些较高教育水平的人相比于较低教育水平的人更早返回城市。与初中或更低教育水平的下乡青年相比,高中毕业生返城的发生比要高90%,大学教育水平的人拥有更高的发生比。我们推测出现这一结果是因为,那些大学入学、城市招工或军队征兵的政策更有利于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选。 就我们的研究关注点而言,社会出身的影响特别具有启发性。一方面,父亲的教育水平对返城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则显著表明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高级官员的孩子具有显著的更高返城可能性:这一组返城的发生比是父亲为工人的组(参照类别)的两倍。低级干部孩子的返城率高出工人阶级孩子的95%,而专业人员的孩子则没有优势。"
- "这一章将继续这一研究线索,但转向考察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关经济利益的一个独特的和重要的方面,即补贴和福利项目形式的隐性经济收益,如住房、医疗和退休福利。我们把这些称为“隐性经济收益”是因为它们并不总是与人们的个人收人直接相关。通常情况下,无论个人收人如何,其隶属于某类工作组织或经济部门的成员身份就为他获取这些隐性经济收益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格。在许多方面,隐性经济收益的分配比个人收人的分配更重要:理论上,隐性经济收益的分配与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再分配制度的组织密切相关;实际上,不同工作单位隐性经济收益上的差异常常远大于和抵消了个人收人上的明显差异。"
作者简介
周雪光,1982年复旦大学本科毕业,1981年参加南开大学社会学班培训,199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任教。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从事组织社会学和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工作,其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学刊》、《社会力》、《行政科学季刊》、《组织科学》、《比较政治研究》等期刊上。
郝大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199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95年、2001年先后获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与流动,主要教学领域为社会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
目录
序 言 1
对转载授权的致谢 5
第1章 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与分层动态过程 1
1.1 引言 1
1.2 比较视角下的社会分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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